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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收入,許多人總是諱莫如深,尤其是身處壟斷行業的人士。然而7月26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一場由勞動糾紛引起的索賠案,卻意外爆出煙草行業的驚人收入:杭州煙草中層乾部年收入30萬元。
本案原告趙某是浙江省煙草公司杭州分公司(簡稱『杭州煙草』)的一名中層乾部。據其作為證據提供給法院的杭州市煙草職工工資表顯示,在2004年3月至2005年2月一年間,趙某的年工資收入約24.7萬元,平均月工資收入兩萬餘元。其中最高一個月的收入為近3萬元,最低一個月也有1.1萬餘元。此外,趙某還有每月2756元由單位繳納的個人住房公積金收入和打入銀行卡中的全年工資外福利收入1.28萬元,其年總收入達到30萬元。
而從趙某提供給法院的煙草人員有關收入明細表上,記者看到,趙某的收入在杭州煙草並非個例。在一份杭州煙草各崗位的獎金發放標准中,趙某的獎金是一般職工的兩倍。
趙某,今年51歲,原系浙江省煙草公司杭州分公司所屬杭州卷煙銷售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趙某1992年調入杭州煙草工作,之後先後被任命、聘任為杭州卷煙總匯經理、杭州卷煙銷售有限公司經理、黨支部書記等。2005年2月,趙某年滿50周歲,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杭州煙草為趙某辦理了退休手續。
趙某認為,她在進入煙草系統工作時檔案中的身份雖然是工人,但在此後已被明確任命、聘任為『經理(市局正處級)』、『黨支部書記(正處級)』。按照國家『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乾部,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5周歲,參加革命工作年限滿10年都可以退休』的規定,以及浙勞政(1996)70號文件的有關規定:『用人單位全部職工實行勞動合同制後,原工人崗位聘用到乾部(技術)崗位連續工作滿5年並在該崗位退休的,應按55周歲退休,也可按50周歲退休,但必須征得本人自願。』她的身份不符合50周歲退休的條件,她的退休應當取決於本人的自願選擇。
由於協商不成,趙某在向浙江省勞動仲裁委員會提請仲裁申請被否決後,又將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杭州煙草公司雙雙告到法庭。其後,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均以杭州煙草未與趙某簽訂勞動合同和未辦理趙某的聘用乾部報批手續、沒有人事備案,趙某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聘用制乾部為由,駁回了趙的訴訟請求。
今年4月,趙某向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理由是:杭州煙草在主管部門國家煙草局明確要求其所屬企業實行全員勞動合同,且身處勞動合同簽訂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卻故意拖延不簽訂勞動合同,同時在將自己聘用到乾部管理崗位後,沒有及時為自己辦理報批、備案手續,這一行為直接導致自己雖被聘在乾部管理崗位上工作多年,卻無法按有關規定享受乾部管理崗位待遇,而不得不以普通職工身份被迫提前5年退休,並因此遭受經濟損失。她要求按其在職時的收入賠償人民幣共計1760902.5元。
記者注意到,趙某的收入狀況,在之前已被浙江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裁決書所確認。同時,對趙某的收入,記者也從杭州煙草有關人員處得到證實。
而據杭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和杭州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5年杭州市區職工平均工資為22645元(包括城鎮集體以上和私營單位),市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601元;2004年則分別為22235元和14565元。
壟斷行業收入為何這麼高
一場由勞動糾紛引起的索賠案,卻意外地爆出了煙草行業的驚人收入——杭州煙草中層乾部年收入達30萬元。
在南方某省工作的小李,近來一下子感覺手頭寬裕起來了,自他從省政府機關調到某銀行工作後,月收入便從原有的不到2000元一下暴漲到4000多元,而這還不包括價值1000元的理發卡、一年20張電影票以及不用花錢的免費工作餐等福利。
據該省統計局2006年1月25日發布的《2005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5年,該省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14162元。換言之,該省在崗職工的月平均工資是1180元。計算一下可知,小李現在的月收入是該省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近4倍。
在『北京移動』工作的師先生則告訴記者,他們單位像他這樣工作滿5年的正式員工,月收入在1萬元左右。
事實上,壟斷性行業職工除收入高外,還有看不見的、沒有反映在賬面上的各種福利待遇,由這些福利待遇導致和衍生的行業不公平,更是廣受詬病。
『電力企業職工用的都是免費電,通信行業都是免費打電話……』針對公眾對壟斷行業職工享受福利的質疑,一些壟斷行業的職工也頻頻借助網絡進行了辯駁。比如,一位電力企業的職工就介紹說,用福利電還是上個世紀90年代的事,那時他們用電都是包乾制,一個月交10元錢,就可以隨便用電。現在不行了,電力企業的職工家裡都裝上了電表,不管誰家用電都得到銀行交電費。
據記者了解,現在一些電力企業職工用電,確實如上面那位職工所說的那樣,福利電已經在近幾年被取消了。但實際上,他們現在所享受到的新福利,遠比過去免費用電這種老福利更豐富,更實惠。比如,他們會發各種各樣的福利卡,有的是到面包房買面包的卡,有到是到洗衣店洗衣服的卡,還有的是百貨商店的購物券、郊區度假村休閑卡。
一位從事電力建設的職工說,他畢業時大部分同學選擇去了電網公司和發電廠,他本人則選擇去了電力建設單位。畢業11年後,同學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步體現了出來。一般來說,電網公司的收入高於電廠,電廠的收入又比建電廠的高。而在電廠中,新電廠的收入要比老電廠高,因為新電廠職工少,人員結構比較合理,人力總成本低於老電廠,發到每個人手裡的錢自然比老電廠多。
即便在同一家企業,收入也因『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一位電力中專畢業的電力企業職工說,由於他本人是臨時工,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兩萬元左右,包括補貼、各種名目的獎金和過節的購物券等,而和他同年的正式工收入有的能達到15萬元左右。
根據業界的說法,電力企業確實有高薪人員,比如拿年薪的高管、總部人員,經濟發達地區或資產質量、經營狀況較好的電網企業,以及一些容量大、人員少、煤耗低的新建發電企業的員工。
一位電力企業的職工甚至說:『正因為待遇好,現在電力系統都快成世襲的了。職工子女讀個技校,常常就成正式的了,以前在中專學校,每個班也是先留出一定的名額給職工子女,如果運氣好,班上職工子女人數不多,其他人纔有機會進入。』
這種狀況在交通行業同樣存在。據媒體報道,在鐵路行業,浙江某站段一線基層職工月收入也就1000餘元,而站段負責人的收入已經高達七八千元。
『壟斷行業的員工獲取超過社會平均工資的高收入肯定不合理。』長期致力於社會公平研究的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吳忠民教授說,之所以不合理,是因為在這些行業,員工的高收入不是來源於該行業的正常經營收入,而是借助壟斷地位獲取的高額壟斷收入。而這些行業的壟斷地位,與微軟等企業在發展中形成的壟斷還不一樣,它是由國家行政力量決定並形成的。
吳忠民認為,個人取得合法收入,無非是依據兩個指標:一是勞動量;二是勞動要素的投入。拿通訊行業來說,該行業員工的勞動量並不比制造業、服務業員工的單位時間勞動量投入多,因為通訊企業大都是國有企業,其各個勞動要素的投入也都是國家的,和個人沒有關系,不能構成這些行業給職工以高待遇的理由。這些壟斷行業的產品不按市場規律定價,而是依靠國家給予的壟斷地位『攫取』壟斷利潤,當這些壟斷利潤的分配權被這些壟斷行業自己掌握時,一些企業一邊虧損,一邊給員工發放高工資、實行高福利的情況就不足為奇了。
吳忠民認為,壟斷行業對員工實行高福利高工資,是行政權力被濫用的結果,反映的是群體性腐敗,不利於縮小貧富差距和社會公平。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著名行政法教授馬懷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目前壟斷行業出現的『福利腐敗』現象,大多是在計劃經濟年代就有了,但由於當時沒有形成行業間的巨大差別,職工們還沒有在收入、福利上出現巨大的差距。向市場經濟轉軌後,各行業的發展包括競爭都不一樣,有些行業利用其壟斷地位,實行高福利,有些行業沒有壟斷地位,完全進入市場之後失去了原有地位,『壟斷福利』的問題就出現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唐均認為,在分析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高福利形成的原因時,一定要充分考慮行政的力量,是行政這只伸向市場的手制造了壟斷行業的『兩高現象』。就拿此次商業銀行聯手收取跨行查詢費來說,它們根本不理會社會輿論的反對。這樣做的結果,只能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
唐均說,行政力量造成的問題還需要行政手段來解決,關於壟斷行業的『兩高』現象,近年來雖討論了很久,但從成果看,一直不理想,原因就在於行政乾預不夠。
吳忠民則主張,抑制壟斷行業的『雙高』,最好通過增加壟斷行業的競爭和提高行業管理透明度來解決。
『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解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狄煌認為,事實上,近幾年國家已經在不斷增加壟斷行業的競爭了,從剛開始的寡頭壟斷,逐步向有限競爭發展,但是結果並不理想,除減少了部分社會成本,如降低老百姓公共生活費用和提高了服務水平外,在抑制收入和福利的『雙高』方面,成效並不顯著。
狄煌建議,除了控制壟斷行業的工資總額和成本外,還應該考慮加強行政管理力度,加大行政監察和懲罰力度。
他說,改變壟斷行業的『雙高』現象,非一日之功,需要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通過增加其他弱勢人群的收入,抑制壟斷行業工資福利提昇幅度來雙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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