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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舉行的民建中央經濟形勢研討會上,民建委員們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宏觀策略進行了深入探討。針對各方對人民幣昇值的呼聲,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卻認為,昇值應雪藏為宏觀調控的最後一招。
昨日(7月26日),郭田勇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記者:針對過熱的經濟,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央行緊縮力度過小,您是如何看待上述問題的。
郭田勇:央行上周五宣布,從8月15日起上調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但這的確只能說是微調。
上調存款准備金率,能直接凍結商業銀行資金,強化流動性管理。據測算,上調0.5個百分點大約能一次性鎖定1500億元資金。算上7月份的上調,央行已經至少鎖定了3000億元資金。雖然這與上半年新增貸款量(前6個月人民幣貸款增加2.18萬億元)相比只是個小數目,但央行已然是向市場釋放出了明確的進一步緊縮貨幣的信號。
抑制銀行信貸資金過快增長是央行必須解決的難題。但與加息和昇值相比,上調存款准備金率無疑是力度最輕的。與加息相比,上調存款准備金率是直接針對商業銀行實施的貨幣政策工具,不似加息『一刀切』式直接影響企業財務和百姓生活,更不會帶來昇值過快導致的熱錢湧入和失業增加等問題。
記者:除了加息、昇值等措施,您認為還有其他更優的選擇嗎?
郭田勇:我認為,相對於人民幣昇值而言,提高工資特別是提高出口導向型企業工人的工資水平應為當前的更優選擇。
工資水平昇高後,名義匯率雖然沒有發生變化,但由於企業成本上昇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帶來了實際匯率水平的上昇。因此,其對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與人民幣昇值是相同的。
提高工資有利於我國經濟由投資出口拉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有學者認為,我國的低工資是由於勞動力供給充分而形成的市場均衡的表現。我認為,對這一問題應辯證看待,首先,應看到我們追求GDP增長、投資與貿易增長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勞動者福利的改善,因此推動勞動力價格均衡點的上移應當是比經濟增長率本身更為重要的目標。其次,工資水平提高後,一方面有利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真正轉型;另一方面,國內收入和消費的增加又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
相對於人民幣昇值,我國當前提高工人工資的需求更為迫切。近些年,我國職工工資水平的增長明顯低於GDP的增速,也帶來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拉大。改革開放20多年來收入分配率(工資佔GDP的比例)一直呈下降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分配率水平相差懸殊巨大。成熟市場國家,收入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間,而我國2003年僅為12.6%。
記者:目前,多數觀點傾向於人民幣昇值,甚至有觀點說人民幣需要昇值13%,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郭田勇:在我看來,目前無論是昇值3%還是13%,都應該慎重。因為人民幣昇值後,將會通過抑制出口、增加進口進而減少貿易順差,同時將減少國際資本入境的數量。這樣,將會使外匯儲備增幅變緩甚至減少,並起到減少央行基礎貨幣投放、收縮流動性的效果。
但這並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要看到,人民幣昇值對當前中國經濟來說無疑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敏感問題,對經濟增長和金融安全帶來的影響不容低估。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的教訓值得汲取。
中國的經濟結構與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如政府對經濟的過多介入、間接融資主導的金融模式、銀行體系的脆弱性等。因此,人民幣昇值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後果尚難預料,我個人認為,當前應慎言人民幣昇值,特別是不能大幅提高人民幣匯率,而應當將其雪藏為宏觀經濟政策中不得不用的最後一招。
鏈接:日元的前車之鑒
1985年的紐約《廣場協議》,日本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允許日元大幅昇值。結果昇值帶來了國內的資產泡沫,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央行為降低日元昇值對國內經濟的衝擊,從1986年開始連續多次降息。長期的低利率導致日本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之中,利率已經接近為零,通貨緊縮卻依然如舊,銀行呆賬大量累積。上世紀90年代,整個日本經濟陷入蕭條,被稱為『失落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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