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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4年,就有教育專家保守估算,10年來我國教育亂收費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去年9月,發改委公布全國價格舉報的六大熱點,教育亂收費蟬聯首位;還是在去年,發改委等七部委聯合開展教育亂收費專項檢查,查出教育亂收費逾21億元;最近幾年評選出的中國十大暴利行業,教育年年名列前茅。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曾如此感嘆:『我和我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
我們看到,教育亂收費在國人的怨聲載道中『高歌猛進』,甚至在有關部門的整治風暴中愈演愈烈,這種巨大的悖謬讓人納悶,這種巨大的反諷也讓人悲涼。尚在1995年,國家教委就已著手治理中小學亂收費;2003年3月,教育部部長周濟更是怒斥:『哪個學校出現了亂收費問題,要撤銷校長的職務!』在這之後,教育『一費制』凌空出世,但是步履蹣跚、收效甚微。
教育亂收費為何成了嗜血的螞蟥而鞭之不去?張保慶的一番坦言可以給出答案:『我調查的結果是,中小學亂收費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亂收費。不是學校在亂收費,是地方政府逼著學校亂收費。』不妨再聯系一下去年發生在阜陽的一件事。阜陽市物價局原局長張洪鈞制止教育亂收費,孰料教育部門反彈,而且受到上級部門的指責,最後他只得無奈請辭。誰是教育亂收費的主謀或合謀,答案不言自明。
當然,把板子完全打在某些地方政府身上有失偏頗,因為一些學校本身就充斥著利益衝動。試問,當某些高校胡亂花錢,甚至連『洗腳費』都要報銷時;當某些高校人浮於事、『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領導一禮堂、科級領導一操場』時;當學校基建、采購和招生領域成為高校腐敗的三大『病灶』時;當某些學校沈迷於浮誇、大興土木工程時;當某些高校把學府變為學店、一切都待價而沽時……這些學校已經惟利是圖、由因材施教變為因『財』施教,他們自然需要處心積慮地巧立名目,獅子大張口般亂收費了。
羅伯托·卡內羅說:『學校不能再成為使人類休戚相關的脆弱聯系化為烏有的不可抗拒的經濟力量的一個簡單組成部分。』如果維系在學校和學子之間的紐帶僅是經濟因素,這是對教育的巨大嘲弄;如果這種收費又是不公正的、屬於明令禁止的教育亂收費,這更是對學子受教育權的剝奪,也是對貧寒子弟強加的落井下石之舉。因為在教育致貧已成為國人共識的今天,任何額外的亂收費都不啻明火執仗地搶劫,都有可能成為壓垮國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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