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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場之手進行資源配置是達成有效經濟的前提,這已經是不需要普及的市場經濟常識。由於眾多人呼吁政府調控過高的樓市價格,因此被某些學者認為是對這一原則的背叛,是邏輯的混亂。
經常有經濟學家教給我們諸如供需結構之類的經濟學常識,同時嚴厲指責中國經濟中的行政集權現象。譴責不應是經濟學家的主要任務,他們的任務是提出切合的理論或者政策建議,提高經濟效率,最終嘉惠民生。可惜的是,一些經濟學家在得意洋洋做了一番市場經濟學常識的普及工作後,對中國的市場尤其是房地產等熱點市場作出一番點評,就以為大功告成。
這真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嗎?現在在西方游歷一番對中國經濟不足之處頗有感觸的人也不少,但不等於掌握了理論的武器。
市場經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在對英、法、西班牙等近現代國家進行分析後指出,『在整個歷史上,當人們需要在國家(但可能具有剝削性)與無政府之間作出選擇時,人們均選擇了前者。幾乎任何一套規則都好於無規則。』另外,諾思還通過《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變化的原因》一文,明確指出盡管這一時期海洋運輸技術沒有大的變化,但由於海洋運輸變得更安全和市場經濟變得更完全,因此,船運制度和市場制度發生了變化,從而降低了海洋運輸成本,最終使得海洋運輸生產率大有提高。也就是說,在地區性貿易壁壘普遍存在、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中央行政力量的存在,有可能反而成為市場的促進力量。
可見,一切觀念都隨約束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每個階段的目標各有不同。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移植過於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是在一個理想國中描繪紙上美景。
如果讓這些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在中國土地制度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在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有賴房地產業的情況下,在中國有幾億農村人口等待進入城市需要住房的情況下、在土地資源無限緊缺的情況下,初始的市場之力究竟從何而來?恐怕很難回答。自居於理想國的象牙塔中指點江山很容易,但秀纔撒豆成兵往往缺乏操作層面的考量,而僅滿足於理念的推廣。
美國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際,有人仍然以市場為名對民眾的普遍貧困漠不關心,理由之一是『人們做生意時更為彬彬有禮』,同時以自由競爭為名試圖阻止最低工資與工作時間等制度,但在民眾的呼吁下,強有力的國家公共工程署(實為救濟署)發揮了重大作用。該署領導人霍普金斯直截了當地說:『我來華盛頓,就是要做到誰也不挨餓。』有人嘲笑:『我到市場去,花兩塊錢買一只鸚鵡,一天就能教會它叫「白給!白給!白給」,不過鸚鵡是一輩子也不懂經濟問題的。』但特殊時期的行政介入效果良好,並為經濟的最終恢復奠定了基礎。美國人很幸運,羅斯福並沒有在國有化的呼吁聲中昏頭,堅持保持金融機構與企業的私有性質。
筆者贊賞有的經濟學家對於客觀現實與歷史的尊重,更對促進中國金融等領域放開民間資本准入的巨大努力心存敬意。那些安坐書齋為掠奪性的房地產偽市場化辯護、對消費者的財富被掠奪漠不關心的學者,他們出於偏執的市場化理念贊同現有房市瘋狂投機炒作的行為,讓人聞到了美國大蕭條前期那些大企業主的味道,那些市場中假借行政權力的大投機者們正等著這樣的武器。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地產中心主席托尼·塞奧赤提6月初在北京提出,不少發達國家都有為普通居民提供中低價位房的政策。比如英國政府規定,50%的新竣工的房屋必須是低價位房,要求是百姓必須能買得起;美國波士頓州規定新提供的住房中必須有15%-20%是低價房。中國目前要求70%新提供的住房是低價房,這個比例很高。這個做法比西方發達國家要好。但效果如何,不是一個專家能夠說了算的。中國的房地產業與徹底市場化的美國房地產業不可同日而語,手段也應該不同。
當年,羅斯福新政既受到右派的歡迎(反對),也受到左派的歡迎(反對),他既非左派,也非右派。羅斯福的一切措施並非為了聲張某種理念,而是為了恢復民眾的生活和信心,恢復社會經濟秩序。目前,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恢復秩序,正是民間對於消除貿易壁壘、消除暴利掠奪的期待,並不是反市場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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