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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招考公務員的口子一經放開,隨之而來的是一波蓋過一波的公務員報考熱。有數據為證:2006年中央國家機關面向社會公開招考10282人,報名人數近百萬,其中通過資格審查的50多萬。這意味著,有資格參考人員平均被錄用的機會不超過2%。2005年全國報考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共57萬,錄用機會不到3%。如此蓬勃之勢令人咋舌。
認真思考這個熱點,人們的第一反應可能是公務員收入過高使然,而這可能會分化收入分配的差距。對於經濟分析而言,如果就此打住,似乎還意猶未盡。因為,我們其實更應該關心公務員熱的『經濟效應』:更多優秀的人纔成為公職人員,對經濟增長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一種樂觀的視角是,大學生熱衷於公職能有效地提昇公務員的素質,提高政府服務於經濟的效率,並最終促進經濟增長。在俄羅斯開始轉型之際,政府聘請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施萊佛等人作為專家顧問並設計了相關的改革政策。根據他們的觀察,轉型以來中國和俄羅斯之所以在經濟增長績效上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政府的人力資本更新得很快,政府對經濟增長表現出了罕見的興趣;而轉型之後的俄羅斯政府官員結構與轉型之前實際上並無二致。
顯然,如果這是問題的全部,我們當感到滿意。不過,我還是傾向於強調公務員熱的負面蘊涵。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當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職業時,他們將會選擇那些能夠給自己的能力提供最高報酬的職業。這幾乎是不言自明的,並且顯然也符合中國當今的現實。
就能力而言,有些人天生具有一些稟賦上的專長,比如『貓王』的歌喉、湯姆·漢克斯的演技或者是劉翔的速度等等。這類人纔的特點是他們的職業生涯幾乎是給定的,很難變換。最近有報道說,離開了聚光燈之後,曾經的世界摔跤冠軍現在只能在洗澡堂裡幫別人搓背。其轉業成本之高可見一斑。然而,大多數的人纔並不是擁有某種突出的專長,而是有較高的智力、堅強的毅力、並善於學習和控制自己。這些品質對於絕大多數工作都是重要的,並能夠幫助他們出類拔萃,因而,這類人可以選擇的職業更加寬廣。更重要的是,對一個社會的發展來說,第二類人纔最終選擇何種職業具有重要意義。
李約瑟對中國科技史研究作出了令人稱道的貢獻。他問了一個著名的問題:中國科技水平在古代一直獨步世界,為什麼後來技術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呢?這個問題被稱為『李約瑟之謎』。這個有趣而重大的問題激發了很多的研究努力。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傾向於從中國的科舉制度給出答案。在中國綿延數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尤其是在宋以後,社會的智力精英都被吸引到鑽研孔孟之道和『八股文』之中了。可問題是,這些『知識』對科技進步幾乎沒有任何邊際貢獻,相反,商旅賈人則被貶為鑽營小人,創新發明則成了『行而下』的雕蟲小技,這些職業長期以來為賢達所不齒。顯然,科舉造成的人纔配置的嚴重失當應對中華文明的由盛轉衰負相當大的責任。
聯系到上面這個故事,仔細想來,我們就很難樂觀起來。把它說白了就是,大學生爭相從政,可能意味著類似的人纔配置的扭曲。
雖然,政府提供的服務對經濟發展是必須的,但是,總體來說,政府部門的活動不直接創造價值,而對社會資源的消耗,也就是說,政府的活動通常不直接增加整個蛋糕的規模,而是社會蛋糕的消費者。
不難想象,社會最優秀的人纔選擇進入政府部門還是成為企業家和技術人員,對於創造社會財富的意義是有明顯不同的。有證據表明,一個社會中的律師越多,這個社會的經濟增長率越低。因為公務員和律師一樣都不是想著要生產財富而是想著分配財富。所以,無論怎麼看,如果政府部門集中了過多的社會優秀人纔實在並非是一個很合理的現象。
總結起來,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熱可能對長期的經濟增長帶來這樣幾個負面影響:首先,如果一定時期人纔的規模一定,公務員熱意味著從事生產活動的人纔會相應減少;其次,高收入支橕的公務員熱需要稅率的提昇來維持,這將導致生產積極性的降低;再有,人纔向政府的轉移會阻礙推動技術進步的智力投入。 (傅勇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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