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險在我國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然而一直以來，保險公司從健康險上獲利甚微，有的保險公司的健康險業務其至處於虧損狀態。為扭轉健康險低迷狀態，業界一直呼吁健康險應該進行專業化經營，期待發揮專業公司的獨特專業技術，讓健康險在數據收集和費率厘定等方面走出困境。保監會也於2004年批准了5家專業健康險保險公司籌建。2005年人保健康、平安健康等專業保險公司的相繼成立，仿佛讓人看到了健康險蓬勃發展的希望。

　　然而希望不等於現實，目前來看，專業健康險公司並沒有帶來健康險的突破性發展，已獲准開賣保單的3家健康險公司經營都十分艱難。保監會網站上公布的2006年1月份各保險公司以萬元為單位的保費收入表中，除了人保健康憑借股東實力和奮力開拓，賺得一千多萬元保費外，平安健康和昆侖健康的保費收入都為零。健康險專業化經營沒有疑問,借鑒國外健康險發展經驗，以壽險附加險的形式發展健康險只能是死胡同。但健康險和壽險以及財險都有著非常大的區別，目前來看，保險精算上的問題可以通過專業化得到解決，道德風險纔是我國健康險發展道路上最大的一道坎。

　　健康險比其它險種難做，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關系方中，除了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外還引入了第三方———醫療服務機構。關系的復雜化造成道德風險管理難度加大，常常導致理賠風險失控，給保險人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由於人性的弱點，被保險人有利用健康險管理上的漏洞來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的衝動，而國情的限制，使得的醫療服務機構更傾向於與被保險人而非保險人合作，從而使得我國健康險三方博弈中保險人勢單力薄，處於很不利的地位。在實踐中，醫療服務中所產生的道德風險也主要來自被保險人和醫療服務機構。

　　在健康險市場上，來自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主要表現為：健康險消費者參保後，會較多地索取醫療服務，甚至與醫療衛生機構合謀；或者以偽造、變造的有關證明、資料或其它證據，編造虛偽事故原因或誇大損失程度。據了解，美國商業健康險欺詐帶來的損失，佔總健康險保費的10%，而在我國，業內普遍認為遠大於10%。對於被保險人這些惡意行為，保險公司如果得不到醫院的配合的話，取證調查就會非常困難。

　　相對於被保險人，來自醫療服務機構的道德風險更為嚴重。目前，我國藥費差價已經成為醫療服務機構最大的收入來源，『以藥養醫』現象引起整個社會的關注。保險公司按照醫療服務項目付費，這種事後報銷的支付方式，使得醫生在對前來就醫的被保險人進行診治時，在利益的驅動下，會誘導需求和提供過度的醫療服務，造成藥價虛高。

　　醫療服務體制的弊端，制約了健康險的發展；而為防范風險制定的條款，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對一部分消費者而言，這些條款猶如一道道門檻，把他們擋在了門外。為了控制道德風險，保險公司也想了一些辦法，比如采用國外很熱門的『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務』模式，通過第三方為保險公司提供管理服務，包括理賠管理、被保人登記注冊等。但需指出的是，引入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務後，健康管理服務機構實際上只是承擔了保險公司的外包服務，而保險公司和醫療服務機構的利益依然處於對立。面對一些國營醫院『以藥養醫』的收入模式，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務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觸及不到健康險道德風險的核心。

　　如何應付被保險人惡意欺詐以及醫療服務機構提供過度的醫療服務，現在仍沒有好的辦法，主要原因在於當前保險人和醫療服務機構達不成利益聯盟。我國絕大多數醫療服務機構是國營壟斷，外部資本難以插手；另外，為保護保險業的安全，《保險法》禁止了保險公司的資金設立保險業以外的企業。這些限制導致了保險人和醫療服務機構之間存在較大利益差異，並且相互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

　　健康險道德風險的控制並非僅僅成立專業保險公司就能得到解決，要想推動健康險的發展，只有不斷深化國家醫療體制的改革，以及依賴於整個社會的進步。保險人只有在醫療服務中擁有話語權，纔能最大限度杜絕醫院和被保險人之間的不正常合作，纔能從根本上解決商業健康險發展的風險管理難題，纔能真正帶來健康險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