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中國內閣發言人“之稱的趙啓正，主政國務院新聞辦公室7年又8個月；“向世界說明中國”這一平實的句式，已經成爲概括趙氏新聞傳播的品牌。今年8月，他從國新辦主任崗位上卸任，但他“向世界說明中國”的任務遠未停止。
趙啓正說，“一天一個新中國”，所以中國應該是世界新聞舞臺的明亮角色。而與國際社會對話、溝通，爭取他們的信任、善待和支持，需要一大批“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後備人才。
除了在全國政協擔任外事委員會副主任，趙啓正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退居後臺的他在做些什麼？趙院長能夠成功嗎？
12月15日和19日，趙啓正在他位於國務院新聞辦的辦公室裏，和記者就相關問題展開了對話。
我們不主動講真故事 別人就會講假故事
記者：在您擔任國新辦主任期間，積極推動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任人大新聞學院院長後，您提出培養中國新聞官的想法，但有人認爲中國最需要的是新聞人才，不是新聞官。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趙啓正(下稱“趙”)：首先要說明，新聞工作者也包括政府發言人，我們以前對此比較疏忽。政府發言人和新聞工作者都是我們需要的新聞人才。
從新聞傳播的鏈條來看，政府解釋政策或者介紹經濟社會政治發展情況的時候，發言人是第一信號源；而媒體是信息傳播的渠道；記者是渠道中的接力者。如果發言人對公衆關注的一些問題不作任何發佈，外界就可能亂猜。可以說，有些報道不準確，作爲發言人也是有一定責任的。
還有，人們天生有好奇心，喜歡讀故事。有時，我們不主動地、經常地講故事，人家外邊卻在主動講故事，講假故事甚至鬼故事。要早講真故事，如果等人家講了假故事後你再講，根據“先入爲主”的定律，最好的結果是1∶1平，假故事的影響不可能完全消除。
可見，培養合格的新聞官，同培養其他新聞工作者一樣，對於傳播政府的政策，對於“向世界說明中國”，是多麼重要。新聞傳播是一種軟實力，各國都在運用，我們也要善於通過媒體講中國的真實的故事。
記者：您認爲我們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進展如何？還需要做哪些努力？
趙：新聞發言人制度不是近幾年才建立的，比如外交部發言人制度已經形成多年了。只不過是沒有形成普遍化、規範化。人們需要知道的，不僅是外交事務，而是社會的全面情況，比如稅收、環境保護、交通、醫療、教育、禽流感等公共安全事務等。所以，要推動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建立、完善新聞發佈制度。
新聞發言人制度，在很多國家是很普遍的，我們做得不夠普遍、不夠經常。普遍，就是中央各部委都要做，各地方政府都要做；經常，就是不能幾個月做一次，甚至幾年不做一次。
國務院新聞辦從2003年9月起，連續舉辦培訓班，爲各部委、各地方政府培訓新聞發言人。去年，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之外舉辦了12次，培訓了2000多人。
欲讓世界明白中國 先要自己明白自己
記者：新聞工作者和政府發言人爲了“向世界說明中國”，需要練好哪些基本功？是不是要對中國有一個“基本的定位”？
趙：我覺得，中國的真實情況——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未來，一定要讓世界明白，當然，更要讓中國人自己明白。讓人們知道國情，知道政府政策，人們就會參與國是，齊心協力把國家建設好——這就是新聞的作用。就如前面所說，發言人和新聞工作者都需要練好基本功。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明白，怎麼能叫外國人明白？
現在，有些國家不善待中國。他們的媒體描寫中國的時候，由於有意識形態的差異並對中國存有某些偏見。他們說中國與他們的政治制度不同，不民主、不自由。其潛臺詞是對中國發展害怕。
要告訴他們，“大國”並不一定意味着可怕，“大”可以令人喜歡它。大國如果有責任感，就意味着別人對它有信任感，也同時產生安全感。這就能使我們周邊的國家、地理上遙遠的國家，都對我們有信心。“向世界說明中國”，爭取的效果是什麼？是外界理解中國，善待中國，支持中國。
新聞工作者和政府發言人要練就“內知國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
記者：您認爲，應如何看待新聞報道的正面效果？講正面效果會不會導致“文過飾非”？
趙：爲什麼會有一些荒唐的報道，爲什麼會有人編造假新聞？我看除了基本功外，更與他的價值觀和立場有關。記者要有一個立場，要負起社會責任來。文章好不好要看社會影響如何，但好的轟動的前提是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不是爲了轟動而出“奇聞”。一篇文章發表後，要產生好的效果，應是一個新聞記者的基礎價值觀。
比如報道禽流感，讓大家不要吃病死的雞，要給雞打預防針，不要到雞舍去；讓人們團結在政府周圍，聽從衛生部門的指導。這就是正面貢獻。所以，記者的價值觀和立場，就是爲最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力求正面效果絕不意味着文過飾非，文過飾非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作爲記者，“對話”功夫很重要。一個人的學歷，再乘以他的交流係數，這纔是他的綜合能力。對話，要有深度，要尊重對方，要了解對方想法，要激發對方表達自己。只談自己感興趣的，或者只談自己熟悉的，對話就會失敗。
相信自己才能前進 不可以有一點寄託到人家身上
記者：我知道，您曾在覈和航天領域工作過20多年，曾經體驗過外國對中國封鎖技術的滋味。參與與國外先進技術競爭，這對您的新聞傳播觀是否也有影響？
趙：我1958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習“實驗覈物理”——用實驗的方法來驗證核理論和探索核的特性。1963年畢業分配到核工業部從事科研和設計工作。這是蘇聯專家撤退後的幾年。
老同志告訴我們，蘇聯專家撤退的時候，把援建工程的圖紙當衆燒燬。這個刺激是很大的，但同時把中國自己的科技工作者推到了第一線。
在沒有繼續的外援的情況下，中國的核工程和核武器都很順利地發展起來了。今天回過頭來看，凡是外國對中國封鎖的技術，我們都發展得比較好，一個是核，一個是火箭。
可以說，置之死地而後生，因爲只有相信自己才能前進，不可以有一點寄託到人家身上。當時，中國搞這些尖端工業，沒有自己的教科書，沒有足夠的中文參考資料，都得閱讀外國文獻，字典都翻破了。
由我這段經歷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發展高科技要靠自己，中國人有能力攀登科學技術高峯。這對我以後在涉外工作中一直很有自信力，是一個基礎。
記者：人們一般認爲，浦東開發揭開了您“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序幕。在您的工作經歷中，還有哪些對您“內知國情，外知世界”有較大幫助？
趙：1975年，我從核工業部調到航天部上海廣播器材廠。當時，中國的廣播電視開始試製自己的彩色接收機和彩色電視攝像機。攝像機中有一個關鍵器件，叫“攝像管偏轉聚焦線圈”，是一個精密的電子光學器件，價格極爲昂貴。當時我就來設計和製造這個器件，取得了成功，解決了國內的使用，也有所出口。
我在覈工業部搞科研設計，而廣播器材廠是設計製造單位。工程師的語言和科學家的語言是不一樣的：科學家注重的是原理，注重的是爲什麼會這樣；而工程師注重的是怎麼做，如何做出產品。這段經歷幫助我加深了對工業生產的瞭解。
1984年5月，我被調任上海市工業工委黨委副書記，負責上海市國防工業辦公室。半年以後，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1986年起任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這是第一個對我進行政治培養的崗位。在此期間，很多老同志的革命經歷和深刻體驗，通過口頭傳遞給我們，使我們可以彌補一部分先天不足。
參與浦東開發，是時代給我的機遇。浦東開發不僅創造了社會發展的成果，也培育和鍛鍊了人才。
爲了介紹浦東，一方面，我們到各國去，用他們能夠理解的道理去解釋。一方面，接待大量來訪外國人。所以，浦東比較快地在世界出名了。以至於1994年紐約出版的分冊地圖有浦東地圖，慚愧的是，中國分冊地圖沒有(浦東)。可以說，外國投資者列隊而來。由此，我們有機會和世界的經濟、政治的重要人物對話。
教師不妨做一段新聞工作 記者和新聞官不妨做一段教師
記者：有一種說法，目前新聞院校的師資比較缺乏新聞實踐，您如何評價這個現象？
趙：記者要能判斷新聞，能挖掘深度，能準確表達，這的確是需要實踐。如果說，你完全沒做過實際的新聞工作，而去給未來的記者上課，這是有些難處。這好比你從未踢過足球，卻去當足球教練，雖然不能說一定不可能，但是有難度，要更加下功夫才行。當記者的人再回到學校去當教師，就能講自己的實際體驗。
彌補的辦法是，老師帶學生到社會實踐中去，也可以到政府部門、到新聞機構去實習。同時，可以交換崗位，老師不妨做一段實際的新聞工作，記者和新聞官不妨做一段教師。理論結合實際的另一種形式，可以是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相結合。
記者：您是新聞官出身，人大與清華、北大新聞院系的教育理念有哪些不同？
趙：一定有共同的，也有側重的。這兩所學校的新聞學院的院長都是資深新聞人。我會更多地引導學生思考新聞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關係、與中國國際地位的關係。我們應當表達什麼？應當如何克服文化障礙？文化障礙在哪？爲什麼外國人有時看不懂我們的文章？“內知國情，外知世界”，兩者都很重要。
記者：您對學校是不是有一種情結？
趙：是的。我父母親都是南開大學的教師，他們從上世紀40年代末就在大學裏，到現在60年了。我多年跟他們一起住在學校裏，很喜歡校園的環境。父母親希望我從教而不是從政。我們家就我一個從政的。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在美國的大學教比較文學；一個先在北京工業大學，後來在南開大學教激光物理。
記者：您在人大新聞學院的工作是怎樣安排的？聽說安排名人與學生對話是您的一個特色？
趙：對於人民大學的工作，我不想幹涉過多的管理細節。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學大綱、科研方向、論文題目上。最重要的是，我通過一些安排，增加學生的智慧。請有智慧的中外名人和他們談話。
我還計劃帶博士。我已經帶了8個博士，是區域經濟學的，6個已經畢業了。今後我也許帶幾個新聞專業的博士生。
記者：如何評價自己走過的道路？
趙：我有幸長在這個時代。在我們國家需要發展國防工業的時候，我正好在國防工業領域；在改革開放之後，發展我們國家工業的時候，我正好在工業崗位；在新老交替，發展我們國家的人事制度的時候，我正好在組織部；在對外表達中國的時候，我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這的確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不相信命運，但這種巧合是有的。我覺得，時代的呼喚是我們前進的動力和環境。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並且是給努力的人的。
記者：如果再有一次選擇的機會，您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趙：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最好選擇一個國家比較缺乏的那個行業，但是我希望這個行業是比較講究學問和講究哲理的。我不喜歡目標不清楚、可以混的崗位。科學對我的幫助就是邏輯，就是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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