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模式是沒有價值的。』面對來自全國各地的求經者，國內最早對溫州民營經濟展開研究的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周德文總會重復這句話。

　　『溫州民營經濟乃至整個浙江民營經濟之所以能有今天這樣的大發展，關鍵在於人。』周德文說，『溫州模式或者浙江模式都是死的，真正值得學習的其實應該是溫州人乃至整個浙江人的精神。』

　　對於國內很多地方打出『再造一個溫州』的口號，周德文甚至覺得有些可笑：『他們大多數都只是把溫州模式的框架拿去了，但卻沒有裝進溫州精神，其結果可想而知。』

　　事實上，從民營經濟在新中國的萌芽來看，浙江似乎並不早於別的地方。為什麼浙江能夠在一無基礎、二無政府支持的背景下完全靠民間自發力量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呢？

　　創業天性

　　浙江人的個性表現在廣大普通浙江人身上。在很多浙江人口中流傳著這樣一個使一位北方的大學生很受啟發而對於浙江人來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

　　1983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的一位學生讓校門口一位十八歲的浙江姑娘補鞋子。大學生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問：中學畢業乾這個，不怕人家看不起嗎？姑娘也以同樣的口吻反脣相譏：你穿雙破鞋就被人瞧得起嗎？大學生又問：那你將來打算乾什麼？姑娘一本正經答道：想開一家小店，自己當老板。大學生感到不可思議：好大的口氣，你有資金嗎？姑娘似乎對這個書呆子有些不耐煩：你沒看見，我這不是正在攢錢嗎！

　　浙江人個性的某些特征，在這個補鞋子姑娘的身上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學界在總結浙江人精神時，『特別能創業』被認為是最具浙江人特征的描述。來自溫州市工商局的統計稱，每年都有一大批個體戶或民營企業關門歇業，2000年被注銷或吊銷的私營企業就達1000餘家，這意味著不少富人可能又變成了無產者，但卻有更多的創業者也跟著擠了進來。

　　筆者在溫州采訪期間，感觸最深的也是溫州人的創業精神。一位開飯館的溫州老板這樣形容溫州人：『在溫州，大家最看不起的職業就是打工，只要一有機會，溫州人都會自己創業，即使創業所賺的錢遠沒有打工掙的多。』之前，這個飯館老板就在溫州一家大賓館做主廚，月薪高過兩萬。

　　另外，浙江已經形成了良好的創業氛圍，對於依靠自己創業做起來的企業家，在浙江往往能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比如浙江飛躍集團創始人邱繼寶就是從補鞋匠一步一步做起來的，並在去年光榮的成為黨的十六大代表；而10多年前靠2000元借款起家的傳化集團創始人徐冠巨，自2002年7月起擔任浙江省工商聯會長之後，更是在近日舉行的浙江省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副主席。

　　在浙江這片土地上先富起來的龐大群體中，你很難找到背景顯赫的權貴者的身影。

　　特別能吃苦

　　『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是浙江民營企業家早期創業的真實寫照。『正是這種頑強、堅韌的吃苦耐勞精神，纔讓浙江民營經濟在缺乏資源、政策的情況下能迅速發展。所以特別能吃苦也被納入浙江人精神領域。』周德文說。

　　在溫州，最讓筆者吃驚的是，這樣一個在全國排名前列的經濟強縣，居然沒有一家五星級酒店。當地人這樣告訴筆者，當地的企業都是老板自己創業做起來的，每一分錢都是老板的血汗錢，所以在花錢的時候就盡量儉省。

　　而在臺州，記者再次感受到了浙江人的吃苦精神。臺州寶利特鞋業有限公司已經是國內最大的注塑鞋生產基地，年生產鞋量達到5萬雙。然而這樣一個大型民營企業，其老板陳華根居然沒有一輛自己的專車。有時候到臺州開會，陳老板甚至還起大早去搭乘公共巴士。

　　但如果簡單的將浙江人理解為『吝嗇』就太片面了。在個人生活上艱苦朴素，而在關系企業發展上的投資卻絲毫不含糊。在陳華根的工廠裡記者看到，一幢現代化的廠房就一次性投資5000萬元。陳華根有一句朴素的話代表了浙江廣大民營企業老板的心聲：『廠子蓋來是給別人看的，關系到企業的整體形象，而我坐什麼車則是我自己的事情，能省當然就盡量省了。』

　　敏銳的商業頭腦

　　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人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這與其精明的商業頭腦有直接關系。

　　受『葉適學派』的影響，溫州人早在宋代就有了經商的傳統。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溫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就只佔全市的35·7%，不用說農民，連城市居民也多數沒有被國家包下來。而溫州的人均耕地在那時就只有半畝，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面臨就業和生存的巨大壓力，於是很多人流浪到外地求生。

　　溫州人特有的吃苦耐勞、創業精神和敏銳的商業頭腦很快讓這些流浪者在外地找到了出路。擦鞋子、開發廊、開餐廳、彈棉花、做服裝等成了眾多溫州人的職業。

　　而正是這些外出者給溫州帶回了很多寶貴的商業信息，並為溫州整體產業發展打下了基礎。例如，出去彈棉花的試探性帶回幾袋次品紐扣而造就了今天的橋頭紐扣之都；在外面補皮鞋的，到賣皮鞋，後來就自己生產皮鞋；到礦上打工，然後從修理礦燈到成為全國最大的低壓電器之都……

　　而仔細研究浙江其他地方的產業發展模式，絕大多數也是受溫州影響而逐步建立起來的。浙江人敏銳的商業意識在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歷程中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