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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對象的就醫、入學難;低保工作人員、機構、管理滯後;農村低保無法可依
低保對象就醫、入學問題最頭疼
與城鎮低保相比,農村低保在實施過程中更有其特殊的現實難題。
彭州市民政局低保科科長陳鋒對記者說,保障農村低保對象有飯吃好做,但實踐中,往往是低保對象拿到最低生活保障金後就拿去治病和讓子女就學,這樣,沒飯吃了政府還得繼續拿錢拿糧給以救濟。事實上,目前四川省農村低保戶中2/3都是有癡、呆、殘、傻的成員,因而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低保障標准與低保對象需求的矛盾。
彭州市桂花鎮青橋村的低保戶王甫青家一家三口,一個老伴和一個12歲的小孩,老伴頭腦不清,患有癡呆癥,50歲的王甫青一人耕種著2.6畝田地,一年下來,除去農業稅和各種費用,自己就只能留下一千斤左右的糧食。王甫青說,他家三口的食量比較大,一個月差不多要吃一百斤糧食。談到副業,王甫青為難地說,養豬成本太高,糧食給豬吃了,人就要餓著。
王甫青還掰著手指頭算計著:上小學四年級的小孩一個學期的學雜費就要249元,現在每年東湊西借,自己種點蔬菜,然後在鄉村附近給別人做點力工活掙幾個小錢還不能夠保證小孩上學,也不知道能送他上到幾年級。王甫青感激地說,這幾年還多虧了政府,每年都給他家一些救濟金(其實是低保金),去年還給新建了現在的住房。據了解,王甫青家以前住的一直是土危房,在去年的安生工程中受益。事實上,王甫青家從1996年開始就納入到低保戶保障對象裡,每季度一家人領著36元的低保金,去年增加到40元。如今,王甫青最擔懮的就兩件事,一是家裡人不能生病,二是小孩上學的費用問題。
正如衡州村的低保對象尹顯芳所說,現在女兒是她惟一的希望,如果不能供女兒上完學,難道女兒也跟她們一樣成為下一輩的低保對象嗎?
彭州市九尺鎮民政助理員藍?文說,低保最大的問題就是低保對象得病,到低保戶家裡看到他們一得病真是感到有心無力了,所以,現在最需要建立一種低保人員的醫療保障機制。
成都市民政局副局長楊吉成感到最頭疼的也是低保對象的就醫和入學問題。楊吉成說,正因為低保對象的低生活質量,使得他們得病和就醫的機率要大大高於城鎮人口,而在不能保證醫治情況下,低保戶只能長年處於低保生活線以下。
農村低保需要制度保障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由於作為一個地方政府行為,同時也是作為全國的一個試點和探索工作,因而從一開始就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來從事這項服務工作。
記者在四川采訪時發現,除了彭州市民政局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科外,其他縣都是由救災救濟科統一負責,常常是救濟科一個人做幾種事情。安岳縣民政局局長劉正華無奈地說,現在農村低保是工作超前,人員、機構和管理滯後。但即使是已經成立了農村低保科的彭州市,低保科長陳鋒認為,從農村低保工作實際看,一兩個人在短時間內完成低保對象的調查、確立、審核,很難完全保證工作的客觀、公正和細致性。
成都市民政局救災救濟處處長吳增學認為,由於成立低保科涉及到編制和經費問題,各縣區在這個工作上一直都沒有解決,也給農村低保工作的開展帶來了許多不便和不利的地方。吳增學說,農村低保最基礎的調查在鄉鎮村,而低保對象的最後確認必須通過民政部門的審核,因而民政人員入鄉調查的時間需要很多,但沒有相對固定的人員去做,就很難保證工作的質量。
同時,記者在各縣市看到,關於低保工作,只是一個各縣市人民政府批復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一些低保人員感嘆說,因為沒有法規可依,實施中也就沒有了相應的保障和制約機制,盡管低保人員都在憑良心做事。
安岳縣在今年有了一個縣人民政府下發的『安岳縣農村村民最低生活保障暫行辦法』,對農村貧困人口的保障對象、范圍,保障方式與保障資金,保障對象家庭收入的計算、保障金的申請審批程序,保障金的發放與變更,保障資金的籌集與管理,以及相關部門和鄉鎮職責有了一個明確的規定,但由於沒有專門的低保機構和人員,民政部門仍感到農村低保工作的開展有些手忙腳亂、舉步維艱。
成都市民政局副局長楊吉成說,國家或者省裡應該盡快對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有個立法規范,比如出臺一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之類的,這樣可以使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在法律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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