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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大學畢業以後,我進入了一個省級工商局,職責就是老百姓所說的『打假』。做了數年公務員,如今又到『3·15』,心裡有一些話想說。
當年,同進工商局的同學還未離開大學校園,就提前到單位報到,然後穿著藍色的工商制服在學校操場、餐廳等人多的地方晃蕩,以吸引更多的目光。『畢竟工商局是個不太容易進的單位,「打假」又能替老百姓辦些事。』初出校園的我們這麼想。但幾年後的現在,我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愛在非工作場合穿制服。制服大多數時間放在辦公室裡,同事們上班來的第一件事和下班前的最後一件事,就是更衣。
進了工商局,我纔明白,我們這些從學校畢業的有個通稱———『大學生』。這個名字是相對於『部隊轉業乾部』而言的,這兩個人群在目前工商局官員中佔了非常大的比重。有個現象,越往地市級、縣級,『部隊轉業乾部』的比重越大,好像越吃得開。『大學生』和『部隊轉業乾部』經歷不同,雙方觀念上好像總有些疙瘩。帶我的『師父』是個精乾的『部隊轉業乾部』,我們彼此總是直呼其名。印象中,他帶我處理的第一個案子是關於早市上的蚊香。
那天剛上班,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更衣,一個老頭就闖進辦公室(不知他是怎麼通過門前的警衛進來的)。他說他在早市上買了蚊香,讓我們看看是不是假的。賣蚊香的小販被他揪來了,在樓下等著。辦公室裡,師父在兩人之間調和,最後以老頭退了貨了事。我們攤開的處罰決定書上一字未寫。
師父指點:『這事下個處罰決定書?還不夠那紙錢。按理,也犯不著省局管,既然老頭上門了,你也不能轟出去。』我逐漸明白了———現實的『打假』有太多現實的做法。
每年『3·15』,常規的做法是上街諮詢發宣傳單。找一個熱鬧的地方,圍觀的人最好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掛一條橫幅,擺一排桌子,准備幾摞印好的法律條文,還有高音喇叭。臨時從各個科室抽調的幾個穿制服的官員,面前擺幾個珍藏的假貨樣品,諮詢開始了。電視臺拍完領導講話和親自發資料的鏡頭後,總有幾個畫面———戴大蓋帽的官員拿著瓶子瞇著眼看真假。每看到這時,我們總樂:『他肉眼真能看出假貨?』『打假』的人都知道,要確認是不是假貨,有一些法律程序,有些假貨質量比真貨還好。就是專門『打假』的官員,沒有真貨廠家的配合,也無法確定是不是假的。可憐那些無辜的宣傳資料,被一些人取走,沒幾步隨手就扔了,因為要看懂不太容易。翻印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全文,甭說一般老百姓,就是工商局的官員中,懂這部法律的人,也是極少數。『為什麼會是這樣,難道沒有比這更好的做法?』我們中一些年輕人有時在想。
傳統的工作方式是這樣的———每年一個年度工作計劃:今年要發動幾個戰役,進行幾次專項斗爭,幾回集中治理。時間有選擇,多集中在一些重大節日。程序大致相同:起草一個文件,一級一級轉發。首先是宣傳階段,接著是研究部署執行階段,接著是檢查,最後是總結匯報。
寫總結是項重要的任務,初稿一般都交給一些剛畢業的年輕人:內容是程式化的———一說領導重視,實例說明;二說成績,大致是這樣的:這次出動了××人,××輛車,檢查了××家單位,查獲了××起案件,其中立案××起,結案多少起,罰沒款××××元。需要注意的是,數字一定要比上年有增長,還要舉一兩個事例說明;三說效果,如××單位送了錦旗、我們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四寫不足,有待下回提高。有時需要領導上個高度,總結出4個『一把抓』、5個『高度統一』等理論層面的東西。
說個小插曲,有一年單位辦了一個成果展,匯報打假成績,用柱狀圖表示。圖一出來,領導生氣了,原來這年的統計數字比上年少。領導親自動手,剪紙補上。
說實話,有時能夠查獲一個大案,是每個參與者高興的事。
但是,我們面對的現實是———幾乎所有案子都有人托關系說情,案件越大,好像出面的人物也越大。
就是下了處罰決定書,執行也是一個問題。有的地市曾經搞過罰沒款辦案人提成,最後被上邊制止了。這是個矛盾:罰沒款給辦案人提成,於法於理都不對。可是不這麼做,又影響辦案打假的積極性問題。『瘦肉精豬』出來了,媒體說過:『七八個「大蓋帽」,管不了一頭豬。』今天,中國的『打假』也是同樣的問題———中國有權『打假』的政府部門太多了。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國外行業協會出面組織的『打假』知識培訓。滿屋子的『大蓋帽』,工商局、公安局、技術監督局、海關、管種子的農業局、衛生局……不僅老外分不清楚,就連咱們的官員也互相問:『你們的制服原來是這樣的呀。哎,我忘了,你們是哪個局的?』
今天到底誰在打假?在政府部門中,每省都有個協調性的『打假辦』,設在工商局或者技術監督局。一直鬧別扭的工商局和技術監督局曾經有一個分工:工商局管商場等流通領域的假貨問題,技術監督局主管生產環節的假貨問題。細心的你會發現他們經常在電視上通過『打假』而『打架』,互相進入對方的地盤。而在工商局的內部,消保科、經檢科(公平交易科)、執法隊、商標科都有權插手『打假』。要求『打假』的一些精明的企業,進這個辦公室不行,就進另一個辦公室諮詢。找技術監督局談不成,就找工商局再試試。
我有一個同學,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讀經濟法學博士學位。他曾想做一個關於『查獲的假貨去哪裡了』的調研,結果難度太大,不了了之。『我們拿錢養活了你們這些公務員?為什麼假貨還這麼多?』一個企業負責打假的工作人員不客氣地問我們。我無言以對。
中央一再要求整頓經濟秩序,老百姓和企業也希望假貨越來越少,權益得到維護。面對現實,作為一個還算有點責任感的年輕公務員,我總覺得什麼地方出了點問題。問題出在哪裡,誰能告訴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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