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應思科公司邀請，國內一位市長率團到硅谷考察。思科公司的代表全程陪同，行程包括參觀生產光纖通信設備的達康公司。達康公司對於市長的來訪表示了由衷的歡迎，但卻委婉而明確地表示：思科的人不能陪同。最後，這家公司的總裁帶領市長一行參觀，思科的人也很自覺地避開了。事後，代表團的很多成員對此印象頗深，這是大家第一次直接感受到美國的商業秘密保護。思科公司的人說：這是行業規矩，也是硅谷規矩。

垃圾桶也不放過

在美國，競爭對手之間竊取商業機密的事屢見不鮮，借助商業間諜來達到目的也是常用的手段。統計顯示，全美1000家大公司每年因商業機密被竊取而造成的損失高達450億美元，平均每家每年發生2.45起泄密案，嚴重程度觸目驚心。所以，為了避嫌，也為了保險，直接競爭對手之間乾脆保持距離。

2000年6月，位於華盛頓的一家技術市場研究所爆出一樁新聞：有人向該研究所的兩名清潔女工提出，願以2000美元購買這家研究所的垃圾。這兩人不為金錢所動，並將此事曝光。順藤摸瓜進行調查，發現主使者居然是硅谷有名的甲骨文公司。甲骨文總裁埃裡森最後承認，在微軟壟斷案調查過程中，一些研究所曾發表報告聲援微軟，他曾派私人偵探翻找這些研究所的垃圾桶，試圖找到微軟向這些組織行賄的證據。雖然結果證明，這幾家研究所確實拿了微軟的錢，但埃裡森的行為仍遭到反對，收集證據應該通過更合理的手段。

一切都不是秘密

一個星期天的晚上，一家倉儲公司的保安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問：『伙計，早上幾點開門，我要去交貨。』保安回答了他的問題，電話那頭又問：『是不是早點去排隊好一點？那裡有足夠的地方卸貨嗎？』他們又閑聊了幾分鍾後，電話就掛斷了。保安做夢也想不到這個電話的重要性，那個要去交貨的『司機』其實是那家公司的競爭對手所僱傭的商業間諜，他只用一個電話，就了解到了該倉庫的儲貨能力以及主要客戶等信息。一位資深商業間諜曾輕描淡寫地說：『對於真正的商業間諜來說，一切都不是秘密。』

高科技的發展使竊取機密更容易了，用不了一頓飯工夫，就能把公司電腦裡的全部資料完全復制，有人則乾脆做起了從互聯網搜集商業情報的『黑客』。

間諜戰帶動新產業

美國企業裡通常會有專人來負責商業安全事務。一方面從事情報的收集和分析，一方面采取嚴密措施保護公司商業資料。

英特爾、惠普、通用汽車等大公司甚至聘請聯邦調查局的前特工充當安全顧問，而從事這一行業的人數也在快速增長。

同時，安全顧問公司、商業資料調查所等商業間諜機構和商業間諜培訓機構也紛紛出現了，一些退役的美國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官員都參與其中。在培訓機構裡，學員被傳授如何利用人類的弱點竊取情報：滿腹牢騷的員工最容易說出公司的經營情況；律師和管理人員喜歡證明自己的纔能，裝傻的辦法對付他們最管用；會計人員對數字最敏感，可以利用人們喜歡糾錯的特點，故意說錯，誘使對方說出正確的數字來加以糾正；主動求教也會麻痺不少熱心人。

我們吃過不少虧

記者和來硅谷訪問的國內代表團談起商業保密的問題時，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觀點：咱們經濟技術都相對落後，有什麼商業秘密可保呀？其實不僅是技術秘密，公司客戶數據、發展計劃、產品設計思路和公司經營理念等等都是商業秘密，這些與經濟技術水平沒有太大關系。

景泰藍制造工藝泄密已使我國在外貿出口上吃了大虧，最近的案例是國內電力系統一名要員受僱於境外公司，專門竊取國內電力建設項目的招標底價。到案發時為止，已經涉足了十餘項建設項目，且屢屢得手，造成的經濟損失難以估計。

美國有很多公司做中國紡織品生意，舊金山有一家雅豐公司，經營不到10年，生意卻越做越大。後來記者發現，這裡5名業務骨乾都曾是國內紡織品貿易公司駐外人員。原來雅豐公司的吳姓老板10年前從臺灣移民來美時，一無貨源渠道，二無銷售渠道，他從幾家國內公司挖人，把人招過來，供求客戶都有了。而國內的這幾家公司已經在美國市場開拓多年，投入的幾百萬美元就這樣為別人做了『嫁衣』。

處理此類問題可以借鑒美國1996年通過的《經濟間諜法案》，該法案對商業秘密界定非常寬泛，包括任何有形與無形的資產。而觸犯這一法案，個人可判25年徒刑或處以2.5萬美元的罰款，而公司則最多可處以1000萬美元的罰款。這一法案實施後，美國聯邦調查局立案調查了800多個機構的商業竊密行為。嚴法重責之下，越界之人必有所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