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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上午9時,多哈喜來登大酒店。我如約來到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下榻的房間。窗外是美麗的海灣,陽光明媚,一如我此刻的心情。龍永圖還沒吃早飯,隨行的助手端來了一碗香噴噴的海鮮面和西式小點心。他自己則為我沏好一杯茶,並把果盤推到我面前:『你看你,也不帶個錄音機,是不是我要講的東西你都知道?對了,要不要開空調?』近些年采訪過龍永圖多次,很少見到他這麼輕快悠然。訪談就在我們的笑聲中開始了。
記者:這次中國參加多哈會議已經沒有什麼懸念,大家是在等待一個已知的結果,作為中國入世談判的一位靈魂人物,您是否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龍永圖:談了這麼多年,各種各樣的滋味都嘗過了,中國最終能被接納為世貿組織成員,作為我個人來講,確實感到如釋重負。但入世談判的結束並不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結束,而是改革開放步入一個新進程的開始。
記者:您認為中國為加入WTO付出15年的努力,值得嗎?
龍永圖:15年的時間的確太長了點,但就加入世貿組織談判進程本身而言,這是件好事。如果我們當初很輕易地就加入了,也許對改革開放的意義沒現在這麼重大,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沒現在這麼深遠。15年來,我們的市場化、現代化進程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我們的舊有觀念發生了很多深刻轉變,我們對國際通行規則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入世談判的進程,對中國告別計劃經濟體制、徹底打破閉關自守是一個強有力的推動,伴隨著談判,國內改革開放不是在減速而是在加速,在體制改革中確立了市場取向的新思路,在對外開放中吸納了很多國際上的先進文明成果,所以我認為入世談判從一個重要側面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15年的奮爭盡管漫長、痛苦、艱難,但我們沒有浪費這段歲月,總的看是值得的。
記者:中國入世談判成功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
龍永圖:談判最終結束是各方面綜合努力的結果。全國管理經濟的部門通過談判逐漸形成共識,只有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引入競爭機制,纔能更好地促進國內經濟建設,比如服務業開放問題,我們就堅決排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阻力,你搞現代化經濟,就得有現代化的服務業。
當然,任何談判都需要政治推動力。WTO本是一個國際經濟組織,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場談判逐步被政治化,已經不僅是簡單的經貿談判,而演變成政治、外交的重大課題。最典型的是中美談判,兩國關系趨於和緩時,談判就進行得較順利,反之則很困難甚至會中斷。像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是中美談判多年癥結,美國國會也卷入其中,使談判更加政治化。中美能夠達成雙邊協議,很大程度上是兩國領導人從戰略高度看待和處理了一些關鍵性難題,使談判走向雙贏。在談判陷入僵局時,政治力量往往起到決定性作用。另外,貿易談判十分復雜,沒有嚴謹、艱苦的技術操作也是不易談成的,光是中美談判就打了20多個回合,經常要幾天幾夜連續作戰。
我想提醒一點,入世會使今後我們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糾紛不易被政治化,日本和美國的貿易磨擦持續幾十年,但兩國貿易戰歸貿易戰,政治關系歸政治關系,彼此不影響。而以前我們一旦遇到貿易糾紛就很可能影響到與對方的政治關系,企業也常因此受到許多歧視性或不公平待遇,長此下去,損失很大。WTO規則要求成員在出現爭端時訴諸技術層面處理,就事論事,避免政治因素乾擾,這個機制對中國很有利,各種貿易糾紛將正常化,有助於我們建立穩定良好的多、雙邊關系。
記者:外界盛傳中方在承諾中作了一次次讓步,對此您怎麼看?
龍永圖:讓步在貿易談判中並非一個貶義詞,它是雙方達成共識、找到利益平衡點的必要手段,沒有讓步,什麼也談不好。其實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作著讓步,主婦在集貿市場買菜要跟小販討價還價,就是一種讓步,這很正常。讓步在談判中是不可缺少的,最主要的得看談判結果是否對雙方都有好處。比如關稅問題我們談了很久,90年代初中國的關稅總水平是46%,要作為WTO的成員是不夠格的,我們承諾降低關稅,並不斷兌現,目前關稅總水平已降至15%左右,而這些年我們的關稅收入沒有減少而是大幅增加,關稅體制趨於規范,逐漸向國際慣例靠攏,這說明所謂的讓步是與對外開放的程度相適應的,降稅不是單方面的讓步而是我們給自己補課,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進步。改革開放之初即這場復關和入世談判之前,我們自主決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來吸引外商,難道說那都是讓步嗎?不要因為在談判中讓了步就加以猜疑、指責。
我舉個例子:今年以來,我國合同利用外資增長率高達30%,沒有外商對中國入世的預期,新流入的外資不會增長這麼快。外商一是看到入世後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二是看到入世後中國將在WTO框架下完善法律環境,並建立透明的、穩定的、可預見的經貿體制。我常說在當今世界,信心問題是一個核心問題,以前外商反映我們的引資政策缺乏連續性和透明度,政府辦事效率低,相關法規不完備,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投資信心。現在我們的投資主體已由中小企業轉為跨國公司,這是利用外資的重點,而跨國公司看重的不是這樣那樣的優惠條件,而是法律環境。入世後,我們要在更大的范圍和更深的層次上開放市場,WTO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將促成國內全面改善投資軟環境,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來中國投資辦廠,從而給我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稅收,帶來更多的先進技術和優質產品,帶動各地尤其是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如果說這也是讓步的話,那它有什麼不可以呢?
記者:是不是有人不太贊同您『融入世界經濟主流』的觀點?
龍永圖:我認為在全球化的形勢下,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主流是大勢所趨。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在很多問題上要立足這個國情來考慮。中國從一個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發展,必須要成為世界經濟主流的一部分,否則就會被打入另冊,面臨『邊緣化』的危險。入世是一個很難得的契機,我們應該抓住它。
記者:有人說入世後中國面對的一個最大變化是從此將被納入一個規則體系,您覺得我們能適應這種變化嗎?怎樣纔能更好地適應?
龍永圖:要適應這種變化很困難,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習慣於在規則面前躲著走,或者對規則采取實用主義,由此造成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走私、騙稅、官員腐敗、假冒偽劣等現象都是因為缺乏規則意識和信用意識。所以入世後政府部門也好,企業也好,出現不適應是可以想見的,但這一關必須要過。許多事情積重難返,僅僅憑自身的力量去解決往往不行,而一個健康有效的外力則可能推動我們完成那些想做卻遲遲做不成的事。
至於如何適應,我想一是按照國際通行規則清理、修訂和完善有關法律法規,這裡要強調一點,現在有個認識誤區,以為入世後全社會都要來認真學習WTO各項規則,實際上更要學習依循WTO規則而建立的各種法律政策。一個普通老百姓,你讓他把厚厚一本WTO有關協議、規則都弄懂,太不現實,這是專業人士的任務。但作為中國公民,在入世後需要了解和熟悉身邊經過修訂和完善的法律法規,這纔是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二是全民族都要培養規則意識、信譽意識,這是確保我們履行承諾的基礎。三是要繼續堅決打擊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不法行為,否則,規則的實施就成了一句空話。
記者:目前對入世後的利弊得失眾說不一,您認為判斷這件事的利弊標准應當是什麼?
龍永圖:我一直認為入世後既不會遭遇洪水猛獸也不會一夜之間發生經濟奇跡。判斷入世利弊的標尺,應當看它是否有力地維護本國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利益。一些技術、資金密集型企業會因入世後進一步開放市場而受到一定衝擊,市場經濟就是要優勝劣汰,而且這也是結構調整的需要。但對一些發展時間短、條件不成熟的行業,我們在談判中還是守住了底線,沒有做出什麼實質性承諾。比如對金融、保險、電信以及文化領域我們就把握住了開放的『度』。總之,我們已經承諾的,一定要做到;我們承諾了但現階段還達不到的,則爭取了時間表;我們不能做到的,那就堅決不做。畢竟,我們順應的是全球化而不是什麼一體化,20多年對外開放,中國並沒有喪失一點主權,我們主要的經濟手段還保留著,根本利益不會受到損害。入世也一樣,總體上利大於弊。
記者:在中國的高層官員中,您因為入世談判這件事而受到不少非議,談判本身的異常艱難也讓您承負著極大壓力,您是怎麼對待這一切的?十幾年來是什麼在推著您往前走?有沒有想過放棄?
龍永圖:改革也好,開放也好,總是要觸及部分既得利益者或固步自封者,遭到一些議論在所難免,不用理它。我就堅持一條:中國必須走開放型經濟的道路。具體到入世上,就得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結合起來,這與改革的大方向是相一致的,對此我從無疑惑,也從未動搖過。中央、地方和企業界都曾給予我可貴的支持,堅定了我將談判進行下去的信心。我想我最感到欣慰的恐怕是入世談判沒有在我手上半途而廢。
記者:您是中國談判代表團最後一任也是時間最長的一任團長,現在對入世後您個人的去向問題傳言頗多,這方面您有什麼打算?是不是要功成身退?
龍永圖:我說過入世將是一個新的開端,在接軌中還有很多事要做,目前我還不打算離開這個位置。既然已經堅持了這麼多年,何妨再多盡些力呢?我希望看到一個更加開放而強大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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