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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智慧往往起源於某個怪異的小問題。羅納德·科斯問『經典經濟學家』們道:『如果市場像你們說的那樣無所不能,那世界上為什麼還會有企業這種東西呢?』這一問就讓科斯獲得了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類似的問題 APEC峰會也有一個:如果說開會是為了表達觀點交流信息,那麼在通訊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APEC各成員的政府首腦們為什麼還要不憚舟楫遠涉重洋以求一晤呢?開個電話會議或者發發E—mail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所以合乎邏輯的推論是,APEC峰會之旨,並不全在表達觀點、交流信息,峰會必然還提供了另外的某些功能,比如說,讓與會的政府首腦們表達『態度』的功能————前來參加APEC峰會,這種行動本身就是在表達一種贊同的態度和合作的誠意。
其實按博弈論的觀點,對APEC這樣一個論壇性質的國際組織而言,既然維持信任關系不能指望懲罰機制,就必然要依靠彼此間不斷的『表態』來強化成員的合作意識。所以,APEC成員經濟體的政府首腦們必然會相當重視對峰會的出席———在一個尚很松散的國際組織裡,如果連峰會你都不來參加,那你憑什麼讓別人相信你對組織的贊同態度、與他人的合作誠意呢?
APEC的成員的首腦們一次一次地參與峰會,等於是在一次一次地表態:『我願意跟大家合作』。回首歷史,人們不能不有滄桑之嘆,感慨這種普遍性合作態度的來之不易。想當年,西方國家在搞『巴黎統籌委員會』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封鎖時,社會主義國家在推行封閉的經濟政策時,誰能想到會出現APEC這樣一個以『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為目標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其實在相當的意義上,在國際經濟關系中采取合作的態度,這也是人類不斷試錯、不斷反思的必然結果。在新世紀裡,如果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仍然不選擇合作,而選擇對抗或自我封閉,其所付出的代價將是不言而喻的。
『一切成本都是機會成本』。
今天,人們在APEC峰會上普遍秉承、盡量顯示的那種態度其實是相當『昂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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