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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在新世紀第一個流火的七月開始連續出現暴跌走勢格外引人注目,行情的不振至今仍然無底可探。人們對於暴跌原因的分析自是見智見仁者各異。從諸多的議論來看,有認為是信息不對稱造成信心不足者,有認為是追殺入市信貸資金政策效用所致者,還有認為是減持國有股引來恐慌拋售股票者,多多是也,不一而足。有意思的是,不論是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官員,還是上市公司的『東家』、『掌櫃』,加上股市上的投資人,以及理論研究方面的專家,幾乎沒有將這次暴跌與宏觀經濟基本面掛鉤而論道者———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面良好卻出現股市的暴跌,它無論如何也談不上經濟層面原因導出災難結論的。這說明,中國股市的暴跌,是一種純粹而獨立的股市自身運作出來的災難。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獨立運作性的悲劇?更深一層問,人類社會的股市已經存在久矣,中國股市也有十年的豐富經歷,特別是已經有過如此獨立性運行的災難,難道我們就不能好生生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下意識地避免如此自身運行而來的災難?換言之,為什麼我們非要運行出『股市災難』不可?問題的終極究竟在哪裡?
緊緊號住中國股市的脈搏,從十年來中國股市的經歷看時下的種種疑問,我們不能不感慨,造就中國股市暴跌災難不斷並可能繼續制造災難的,竟是那種『具有相當中國特色的』股市信仰。
信仰是什麼?信仰是走向了極端的價值觀,一種絕對不可懷疑的認同理念。在今天的中國股市中,已經被極端化的信仰,即是認定惟有行情不斷上昇的股市,纔是正常的股市,也纔是保證正常經濟運行的股市;只要股市行情出現較大幅度的下跌,股市就不正常,整個經濟的運行也就不可能正常。在如此的信仰之下,就是在股市暴漲得令人不可置信的情況中,在不少有識之士痛陳『泡沫』危害的聲音中,『勞作於』股市上的人們仍然篤信『上漲』的無限性,它支持著股市行情超乎尋常地繼續上行;而當股市暴跌得一塌糊涂之時,如此的信仰便轉化為對具體管理政策的指責或是對導致暴跌直接原因的憤怒,它強烈地鼓噪政策的改造或是對策的更新,以復歸股市行情上昇的過程。
十年來,中國股市的次次下跌所遭遇的幾近是同一的責難,而且與股市相關各方又幾近同一地擁戴出『再造股市』的方略,新一輪的昇勢又在這樣的信仰之下生成。無疑,再一次的暴跌也在這樣的信仰之中孕育了。在這裡,我們只能遺憾並無奈地說,中國股市未來的發展道路還將相當曲折艱難。明天是不確定的,但股市信仰在今天的確定性,預示著明天的艱難則相當地確定。
為什麼說這種股市的信仰『具有相當的中國特色』或者說就是『中國股市的信仰』?從股市發展的歷史來看,世界各國的股市也都出現過這樣的歷史經歷,在大致相同信仰之下導演出來的股市悲劇或鬧劇實在多矣。然而,在當今相對成熟的一些市場中,它已經不再是主流,相對純粹地由如此股市信仰來演進一個股票市場的起起伏伏,確實有著更多的中國底色了。這也充分表明,今天的中國股市有著分量頗足的歷史不成熟性。
那麼,中國股市的這種信仰源自於何方?從中國股市的發展歷史分析,它源自於股市初期『暴利』的神話(最初通過做思想動員纔購買股票者,大多賺了一把);源自於股市與管理部門『托市』行為之間的歷史聯系(政府不會放任股市行情的下走);源自於股市與宏觀經濟之間完全同向發展的關系認可———宏觀經濟勢好則股市必定勢好(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源自於他國股市長期走勢上行的總體態勢(一些國家的股市幾十年增長了多少多少倍的數據激勵);當然也源自於投資者人人都想賺大錢的『經濟人』理性認可(它會不斷地激勵人們對股市投入大量貨幣資金)。
毫無疑問,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產生某種股市的信仰,而在於這種信仰的社會普遍化及其實質影響。事實上,中國股市的如此信仰已經進入到了與股市相關的上市公司、投資者以及證券公司和監管部門等方方面面,成為了從股市投資活動到上市行為,再到中介服務,再到監管政策制定等等的意識形態支持。從群體結構上看,中國股市信仰本是始於投資者的,其信仰的根源在於對股市投資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它具有生成和發展的天然性,因為沒有如此的信仰,投資者就不會有進入股市的足夠衝動或熱情。但是,投資者的信仰並沒有足夠大的內在衝動去創造一個行情永遠不下走的股市,信仰終歸只是信仰,轉化不成具體的現實。這也正是任何一個股市都普遍存在著的現象。然而,當這樣的信仰普遍化到了股市相關的各個方面時,成為一種共同性的理念時,信仰的力量也就轉化為股市上各種相關行為的一致性———全力支持股市的上行走勢,或是在股市下跌後,力主人為地對於股市的拯救來保持股市的昇勢,這就制造了一種共同信仰之下可能實現的股市長久能夠上行的態勢,好像股市在如此信仰之下一定能夠維護一個持續增長的『神話』。在股市還沒有跌落的結果時,如此的一致性行為又進一步地強化了中國股市上如此的信仰,再次厚實了股市相關各方在股市上采取行動的一致性。
在2001年7月這次股市的暴跌後,我們本來有著對於股市足夠大的信心來加以規范的,但暴跌所帶來的對於股市相關各方共同信仰的衝擊,各方本來大不相同的看法又有走向一致的基礎,在信貸資金入市究竟是嚴格管理還是有所放寬的問題上出現了一定的反復。最先管理方面表現出來的對於股市的嚴格管理的決心與信心,隨後便有了某種弱化,在對信貸資金入市作了新的判斷後,言及信貸資金入市量並不大,處理問題的方式也有了微小的變化。甚至於有了某種說法,應當讓已入市的信貸資金繼續保持一定的量,否則中國股市就將如何如何。可見,中國股市信仰的力量已經在普遍化之中獲得了強大的生命。令人可悲的是,如此信仰對於股市真實運行規則的背離,特別是其普遍化對於股市的實質影響,注定了由這樣信仰所導演的一幕幕後續的慘劇的必然登場。
從如此信仰對於股市的直接影響來看,它將股市各方對於股市運行的信心,完全地建立於貨幣資金規模對於股市的進入之上,這便是中國股市有著極大程度『資金市』特征的意識形態的根源。當股市出現下走行情或暴跌時,絕大多數投資者抑或一些管理部門的官員,甚至於一些經濟學家,都將思考基點迅速回位到資金量的分析上,以進入股市的貨幣資金量來表達股市信心的強弱。如果說,貨幣資金的規模不足以支橕一個強勢上行的股市,股市各方的信心就會受到嚴重打擊,彌漫的低落情緒就將形成對股市管理政策巨大的衝擊,以推動貨幣資金對於股市的大量進入;如果形成貨幣資金進入股市量的不足是由於某種規范的政策舉措所致,那麼,宏觀管理部門就將承受巨大的信仰壓力,通常還不得不采取某種較為『現實』的對策,以緩和強硬的『規范』措施所帶來的入市資金的減少狀況。撇開一些其它因素論之,中國的股市時下就是在這樣的信仰力量之下,不斷地構造著演進中的經歷,顯示其有別於世界其它股市的鮮明特點。
在任何一個市場上,信心問題從來都是極為要緊的,股市就更為突出。從相對成熟的股市來看,投資者及與股市相關各界人士的信心是建立在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正常狀態上,建立在上市公司運作的績效上,當然,也建立在宏觀管理部門清晰並合乎常理的政策導向上。這時,社會的貨幣資金量會自然而然地聚集到股市中來,推動股市的上走行情。在這樣的股市信心之下,而且僅當宏觀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大量的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態不佳,加之宏觀管理政策應對失誤或處理不當時,股市上的信心纔會一落千丈,股市的急劇下瀉纔盡在『天然』之中。如果將信心建立於沒有宏觀經濟運行背景支持,沒有上市公司良好狀態以及合理宏觀政策導向的『貨幣資金量』上,股市的起伏波動便完全不與現實經濟狀況相關,其無序運行的結果當然令人堪懮。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態是穩定正常的,上半年各項宏觀統計數字足以支持一個常態狀況之下股市的信心;我國上市公司的質量一直不高,它是影響股市正常走勢的重大力量,但總體而言,特別是時下來看,還算是較為穩定正常的,不會直接地衝擊股市上的信心,更不具有猛烈的衝擊力。因此,中國股市本不因新世紀的第一年年中有何暴跌的經濟運行性理由。值得討論的是,中國宏觀管理部門近一個時期來的各項政策舉措,如國有股的減持,新股的發行力度不減,特別是信貸資金違規入市行為的堅決查處,等等,本都屬於正常的政策應對措施或規范股市的行為,也不至於危及股市的穩定運行。然而,這些政策舉措觸及到了進入股市的貨幣資金規模量,它們有著『資金市』裡最直接的、強烈的影響力,當然會打擊僅僅以資金量論道的投資者及相關人士的信心,股市的暴跌與持續復歸振奮無力,也就成為具有相當程度『中國特色』的股市信仰之下『天然』的結局,也是宏觀管理部門面對如此結局自然地會有所軟化的最本質性原因。顯而易見,如果我們不能夠將信心轉移到實現經濟運行與上市公司質量層面上來,僅僅以貨幣資金量為信心的基礎,中國股市在反復之中的呻吟就會持續下去。這也告訴我們,中國股市的信仰是需要改造的。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世界經濟大蕭條,美國首當其衝,當時股市暴跌得一塌糊涂。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裡德曼認為,那是宏觀貨幣政策應對錯誤所致,因為在災難來臨時,美國聯儲采取了收縮貨幣的政策,導致了社會貨幣支付力的嚴重不足,引起了連環性的支付脫節,最後導致經濟衰退。如果當時以松動銀根的方式來處理,或許經濟災難就不會發生。在後來的經濟實踐中,美國央行的對策基本有著弗裡德曼式的處理選擇,經濟出現衰退跡象就放松銀根,以支持經濟和股市的繁榮;相反,當經濟出現過熱時,抽緊銀根,以穩定經濟和股市。如此的應對方略,特別是應對後相對理想的結局,被一些人理解為對貨幣資金量的直接運作,將支持股市的運行穩定與發展。其實,弗裡德曼的理論與美國央行的操作,是一種對於宏觀經濟狀態判斷之下的理解,是針對經濟而非直接針對股市,不是支持股市來支持經濟,而是通過支持經濟來穩定股市;或是穩定經濟來穩定股市。將股市作為一種動力而不是作為一種表現,那是完全錯誤的,盡管弗裡德曼的理論與美國央行的操作有著明顯的貨幣資金量調節對於股市影響的表象。在這裡,我們也不難發現中國股市上有著的對某種貨幣理論與他國實際操作的『誤讀』。
因此,從長期設計來看中國股市的運行改造,重要的是潛移默化地改變現行的普遍信仰,重新塑造和引生股市的信心,讓中國股市各方對於股市的信心回歸於宏觀經濟、上市公司等實體經濟的基本面,以及合乎常理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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