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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3月21日,信息產業部等有關部門發布的電信資費調整方案開始執行之後,有關電信資費的討論就從沒有停止。
用戶抱怨電信委屈
前不久又有一項限於北京、上海、廣州三城市的有關『電信消費熱點』調查頻頻見諸報端,該調查的資料顯示出,有接近一半的被訪者認為電話費比調整前明顯增加。中國電信方面對此照例是拒絕發表任何評論,但據接近中國電信的人士反映的信息,這項調查的結果讓中國電信覺得很是委屈,因為盡管居民日常頻繁使用的市話費上漲了,但同時長途電話費、上網費及廣大農村用戶電話費則是在大幅下降,這是不爭的事實。此外,電信資費的調整也是政府部門的決策。
記者從不少地方都看到了一個數據:此次電信資費調整後,國家和電信部門將少收入300多億元,這一數據雖然被不少人認為有水分存在,但也多多少少能反映出電信資費調整後中國電信的收入狀況。
而在另一份上海市的資料中顯示,上海5月區間通話費減少收入775萬餘元。而廣東省電信公司的數據也顯示,其業務收入在資費調整後大幅度下降,預計減少收入56.7億元/年。在業務收入中佔31%的長途電話業務、佔15%的國際及港澳臺電話業務、佔5%的數據業務和佔23%的農村電話這四部分資費都大幅度下降,國內、國際及港澳臺出租電路平均降幅達到72.8%,只有佔收入26%的市話資費略有上昇。
對於用戶意見最大的市話費過高的問題,信息產業部有關負責人的解釋是,各國在電信業發展初期都曾采取『高長途、低市話、以長途補市話的資費政策,這就是所謂的交叉補貼。但引入競爭以後,競爭者首先進入高利潤區,於是高利潤區的利潤迅速下降,其結果自然是無力再承擔交叉補貼,因此,世界各國在電信體制改革後,在國際國內長途電話費下降的同時,都會相應調高市話價格。比如美國和我國香港地區,都曾經調高了市話資費標准。據國際電聯統計資料表明,我國的市話資費水平在統計的206個國家中處於第152位。
農村用戶受益最大
同樣作為消費者的廣大農村用戶,是此次資費調整實實在在的受益者。目前的問題是我國農村電話的普及率還比較低,農村用戶的聲音也很難通過媒體及時傳出來,但是作為中國電信被政府所賦予重要的職能(也可以說是義務)之一,『普遍服務』的原則必須保證,而農村電話的普及就是『普遍服務』重要的內容之一,對於飽受交通落後、信息閉塞之苦的農民來說,電話將給他們的生活帶來變化是重大的。在這一點上人們在討論資費問題時往往被忽略。
資費調整之前,電話費用過高一直是制約電話在農村普及的原因之一,有不少農民裝了電話輕易不敢去用。此次資費調整將固定電話的本地網營業區的設置從以鄉鎮為單位(全國4.47萬個鄉鎮),以2?5公裡為半徑,調整擴大到行政縣(全國2109個縣),在行政縣范圍內通話都按營業區內通話費標准收費,這樣60%的原區間通話的費率由0.40元/分鍾下調至首次3分鍾0.20元,以後每分鍾0.10元(也可能是0.18元+0.09元或0.22元+0.11元),這部分下降幅度很大,完全衝抵了營業區內通話費和月租費上調形成的費用增加。
據測算,農村用戶因此平均每戶支出減少52.39元。這有助於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村電信消費,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在記者手中的一份『關於固定電話資費調整後農村用戶的反響的調查報告』顯示,農民普遍認為調整後的資費較為合理,費用降低了。被調查的農村用戶所從事的職業不同,電話的使用率不同,對資費調整的感觸也不同。
益於發展纔是真好
北京通信管理局市場監管處的官員此前曾公開表示,『任何一種價位調整都必然涉及到不同的用戶群,不同的用戶有不同的消費習慣,不可能適應每一個人。只要價格調整方案能適應社會發展,能滿足絕大多數人的要求,就是好方案。』
有不少專家也已經指出,我國近年來對電信資費進行調整的出發點,是要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具體地講,就是對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某些業務資費偏高(如國際、長途、專線、上網等),而某些業務資費偏低(主要是本地電話中的市話)的狀況進行調整,以適應國內外市場競爭、引導通信消費、保持行業整體發展的需要。電信屬於基礎設施,具有公共服務的性質,它的各類業務,都是為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生活提供通信服務,不論使用者主要是單位用戶還是個人用戶,都與普通百姓有著密切的關系,在資費問題上也是如此。
作為電信改革的重要組成,資費問題的確是大問題,僅僅以偏概全簡單地要求中國電信在資費問題上一降再降,且不論對中國電信這個企業來說是否公平,對與之相關聯的我國整體電信業都會影響到是否可以很好地良性發展,如果提到進入WTO後中國電信業面對的衝擊,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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