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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委近日公佈的一組數據顯示,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引入非公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已經佔到總企業戶數的52%,超過半數央企已是混合所有制企業。專家認爲,如果以爲當前這種混合所有制企業就是改革追求的最終結果,那麼這一輪國企改革的效應就會“打折”。
國企和民企共贏是有條件的
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19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國企改革已確定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深化國企管理體制改革兩大重點,目前國資委正在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抓緊修改深化國企改革意見,下一步將按照中央統一部署發佈。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等經濟學家認爲,把混合所有制的發展作爲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個重大突破。混合所有制經濟既不是全公,也不是全私,而是公私混合的。各種發展方式、各種所有制都有它的優缺點,混合所有制能把各種所有制的優點集中起來。厲以寧說,國企和民企共贏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企業必須成爲真正的市場主體。
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國資委有6點考慮:一是大部分國企通過股權多元化改革逐步發展成爲混合所有制企業;二是國企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將降低國有股權的比例;三是大力支持各種非公資本特別是民資參與國企股權多元化改革;四是國企通過實施股權多元化改革,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共同發展,促進國企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和內部運行機制;五是實施中實行一企一策,分類提出措施;六是改革要統籌安排、系統推進、穩妥操作、強化公開透明和規範運作,防止國資流失。
上海一家民營企業的總裁表示,國企改革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對民營企業來說非常振奮人心,但關鍵是要落地,不能再有“玻璃門”,真正讓非公資本能在國企內發出“聲音”,讓更多國企成爲公衆公司,否則改革最多隻能算是“改善”。
“老闆”不再當“婆婆”
其實,地方國企對於混合所有制並不陌生。通過上市,引入多種資本成分,是地方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手段。目前,上海國資系統擁有超過60家上市公司,核心國有資產證券化率達到36%。深圳等一些地方的國資證券化率甚至還要高過上海。
“新一輪國資改革的關鍵,不只是提高國資證券化率。而是通過上市和股權多元化,切實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國資改革專家、上海天強管理諮詢公司總經理祝波善說。事實上,上海已經邁出了這一步,比如平安信託入主上海家化(行情, 問診),弘毅投資參股城投控股(行情, 問診),都體現了上海國資對待非公有資本的開放態度。
此次上海市提出,要“管多、管少、不管”並舉,即凡和出資人有關的事情,都要嚴格管起來,少管企業人事,不管企業內部事務。祝波善稱,以“管資本”爲主,將推動國資委大大削權。以前國資委扮演的角色,可謂既是“老闆”又是“婆婆”。今後要着重履行好出資人的職責,不能再像“婆婆”一樣給企業下具體的經營指標。
國資委研究中心競爭力研究部部長許保利認爲,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對國資國企改革將產生重要影響。今後,當混合所有制得以推廣,雖然國資委擁有監管企業的控股權,但這時的監管企業已經不再是國有獨資或多元國有股權的國有企業,而是含有非國有股權的監管企業。在此情形下,國資委只能選擇參與監管企業的治理,同其他非國有股權持股者共同建設好企業的董事會,國資委必須通過董事會發揮自己的作用。今後政府將只管國資,而不干涉國有資本的具體事務,以提高國有企業活力和國有經濟整體競爭力。
分類監管更多惠及民生
黃淑和在19日的發佈會上透露,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主要採取四種形式:涉及國家安全的少數國企和國資投資運營公司,可採用國有獨資的形式;涉及國民經濟命脈和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企,可保持國有絕對控股;涉及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的重要國企,可保持國有相對控股;國資不需要控制可由社會資本控股的國企,可採取國有參股的形式,或可全部退出。
上海國資國企改革也明確國資國企的功能定位,並按不同功能進行分類監管,逐步實現差異化管理。這樣,實施分類監管後,國企不再是簡單地追求“資產保值增值或企業利益最大化”,而是在更高的層面上謀求“百姓福利最大化”。這也是國企作爲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本意。
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認爲,分類監管不僅是將單一的國資管理模式深化爲多樣化的管理體系,更重要的是爲企業家隊伍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即從事競爭型企業的必須具有高度的市場化理念,而從事功能型和公共服務型的則將在關注經濟效益的同時注重社會效益。無論是競爭型、功能型或公共服務型的企業家都應具備高度的社會責任,競爭型企業與功能型企業也具有一定的互動性。
但分類監管的難點在於,大多數國企既有政策性業務,又有競爭性業務,呈現互相交叉的狀況,要精準分類很難。祝波善認爲,這意味着未來需要對國有資產佈局進行再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