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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人的高考賬本
22年前花掉家庭一個月收入22年後花掉一年收入
“70年代一本練習題,一碗綠豆湯,高考花費5毛錢;80年代考前買套好文具,花費10元錢;90年代買複習資料,喝媽媽熬的雞湯,花費350元;00年代請家教、租賓館,高考花費5000元;10年代請一對一補課、訂營養餐,租學區房花費4萬元……”
這是最近網傳很火的“高考成本變遷示意圖”,它讓幾代人追憶起當年的高考,從5毛錢到5萬元,除了物價上漲的因素,如此懸殊的變化仍然令人吃驚。
記者選取了相隔22年的兩個北京高考家庭作爲樣本進行調查,當兩位媽媽一筆一筆給記者算賬的時候,她們訴說的不僅僅是高考成本的變遷,還有心態的變化。記者發現,雖然高考錄取率越來越高,越來越好考,但20年來,高考給家庭帶來的物質與精神壓力卻離奇地越來越大。
“掙錢不容易, 要用在最有用的地方,高考就是這個地兒”
西城區劉芬蘭兒子2012年高考
劉芬蘭2012高考賬本——
租一套學區房一年6萬元
一對一家教補課費一週6課時,三個月21600元
複習資料和教輔書大約3000元
健腦補藥一盒572元,三盒1716元
營養配餐考前3個月9000元
考試獎勵蘋果手機5000元
共計:105316元
早晨6點半,西城區豐匯園小區一套兩居室裏,已經在廚房忙活了半個小時的劉芬蘭輕輕推醒兒子,早飯的香味在屋裏瀰漫開來,兒子揉揉惺忪的睡眼,匆匆洗漱一下,埋頭吃起來。早飯很豐盛,一瓶鮮奶,一小碗五穀雜糧粥,兩個噴香的醬肉包,四個剝好的鵪鶉蛋,還有一個切成片的獼猴桃。身高1米8的男孩風捲殘雲地吃完,“走了。”簡單地和媽媽招呼一聲,就背起書包直奔200米之外的一所重點高中。
自從租下兒子學校附近的這套學區房,半年多來,劉芬蘭的每一天都是這樣開始的。伴隨着兒子的高考,全家也開始“衝刺”,這並不是一個很富裕的家庭,平常每一筆都是算計着花的。爲了這場衝刺,全家已在精神和物質上準備了很多年,“不算租房的錢,大概已經花了4萬多元,房租一年是6萬元,爲了孩子不能省。”
現在,劉芬蘭的任務主要是給孩子做好一天三頓飯,好吃、有營養、又不能太油膩,“可能是學習壓力太大了,孩子最近總是沒什麼食慾,我得變着法子做菜。”清早她花20多元從菜市場買來一條新鮮鱸魚,準備清蒸。“現在有專門送考生營養餐的,一頓最少一兩百元,不划算,我從網上找了很多高考菜譜,學着做,現在肉和菜都很貴,全家一個月伙食費大約要3000多元,以前1000多就夠了。”
租下豐匯園這套學區房,劉芬蘭和丈夫當初下了很大的決心,他家原本住在南二環開陽橋附近,兒子騎車上學要花半個多小時,“對於高考的孩子,多睡半個小時太重要了,這邊房子很貴,60平方米的小兩居沒有下5000元的。”一年的租金對劉芬蘭家不是小數目,她因身體不好已提前退休,每月只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丈夫是出租車司機,收入也不高。“掙錢不容易,要用在最有用的地方,孩子高考就是這個地兒。”去年,開過了學校的高三家長會後,夫婦倆決定“不計血本”給孩子做好後勤工作。
“除了租房,最大的一筆支出是請一對一家教。”劉芬蘭說,兒子的數學一直不太好,老師說最好請個家教單獨補補課,班裏很多孩子都是這樣。“找同學的家長幫忙介紹了一位重點中學的骨幹教師,一課時300元,還是熟人介紹的折扣價。一週三次,每次兩課時,到現在三個月已經花了2萬多元了,孩子的成績提高了一些,我們就覺得這錢花得不冤枉。”
“還有就是各種複習資料和教輔書。”劉芬蘭把兒子那張書本堆成山的桌子指給記者看,“老師讓買的,家長之間互相介紹的,網上推薦的,我們都買了,他爸爸每次去書店都要買上幾百元的,孩子估計到考試也做不完,多做一點算一點。”
現在風行一時的考生健腦補品劉芬蘭也沒給孩子落下,“買得不多,只給孩子吃了一種增強記憶力的藥,進口的,一盒572元,能吃一個月。”離高考還有不多的幾天,劉芬蘭算了算,考前已經基本沒有什麼大的支出,“我覺得在考點附近租賓館沒有什麼必要,路不遠,就兩站地,他爸爸負責接送,我在家做飯。辛苦了一年,這眼看着就要熬出頭了。”劉芬蘭焦灼中帶着些喜悅,“對了,要說花銷還有一個,我們和兒子說好,如果成績上了一本線,就獎勵他一個新手機,蘋果最新的那種,要5000元吧。”
“那時候沒有高考花錢的概念,有錢也沒地方花。”
石景山區李秀珍女兒1990年高考
李秀珍1990高考賬本——
中午帶飯每天一元,4個月約100元
每月多給10元零花錢4個月40元
高考三天招待同學午飯3天90元
高考獎勵自行車50元
共計:280元
石景山區古城北路一座老居民樓裏,70歲的李秀珍回憶起22年前的那場高考記憶猶新,就是在這套單位分的宿舍裏,她先後把兩個女兒送進了大學。1990年夏天,小女兒高考,“那年夏天特別熱,每次給孩子做完飯,汗流浹背,看着孩子吃得津津有味,自己一口也吃不下。”
在上世紀90年代初,家裏培養出大學生是很讓人自豪的,提起兩個女兒李秀珍非常驕傲,1988年大女兒考進了首都師範學院,“小女兒在一所市重點高中,在班裏基本是前5名。”所以對小女兒的高考,李秀珍並不擔心。
“那個年代,家長一般不太管孩子的學習,學校老師抓得很緊,也不會給家長派什麼任務,就在高三開學的時候開了一次家長會,做了一次動員。”李秀珍想了半天,覺得自己能爲孩子做的就是保證孩子的身體,“有時候我怕孩子學得太累了,還建議她吃完晚飯看會兒動畫片。”
要說高考的花費,主要還是體現在伙食上。“原來孩子一直中午吃食堂的飯菜,總抱怨不好吃,最後一學期,我索性給孩子退掉學校的飯,每天一大早起來給孩子做飯,放在保溫桶裏,讓她帶到學校吃。都是很家常的菜,木樨肉、西紅柿炒雞蛋、肉片炒黃瓜,做這樣一頓飯成本大概不到一塊錢。”
李秀珍還記得,給孩子高考的另一項支出是每月多給了女兒10元零花錢,“原來一直是每個月5元零花錢,買文具和零食,孩子一直也沒多向我要過,高三第二學期,我把孩子的零花錢漲到了一個月15元,主要是天熱,讓她在上下學路上買飲料和冰棍。”那時候,一瓶北冰洋汽水兩毛錢,一根奶油雪糕1毛錢,15元對於一箇中學生相當奢侈。
在李秀珍的印象中,好像沒有爲孩子的複習資料花過錢,“資料都是發的,卷子也都是老師印的,沒讓家長額外掏錢,老師經常給孩子加班補課,有時候晚自習回來天都黑了,這個都是不收錢的。”那時候市面上沒有那麼多教輔書,更沒有家教,孩子全憑自己在學校下工夫,“大家都沒有高考要花多少錢的概念,有錢也沒地方花。”
比較大的花銷來自高考的三天,“我們家離考點算是比較近的,走路大約10分鐘,很多孩子的家都很遠,中午回不去,女兒就想讓她的幾個好朋友到家裏吃飯休息,派給我的任務是做飯招待。”爲此,李秀珍特意請了三天假,每天大魚大肉做滿一桌,“看着幾個孩子狼吞虎嚥吃飯,覺得又高興又心疼。”
女兒最終毫無懸念地以高分考取重點大學,“家裏並沒有特別地慶祝,不像現在還要擺酒謝師,最後花50多元給女兒買了一輛新自行車,算是高考獎勵,那輛車女兒上大學一直騎了4年。”
記者手記
漲的除了高考成本還有考試焦慮
從1990年的280元,到今年的10萬多元,22年高考成本漲了300多倍,當然這其中有很大的物價上漲因素,然而換一種算法也可以說明問題。劉芬蘭告訴記者,這10萬多元是他們夫妻倆一年的總收入,“我們不吃不喝攢一年的錢正好是孩子高考的花銷。”而李秀珍當年付出的280元則是她一個月的工資,“我40歲時丈夫就去世了,我一個月掙200多元供養兩個女兒上學,要是現在,恐怕供養不起了。”從一個月的收入,到一年的家庭收入總和,高考的成本上漲正在考驗着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和成本同時上漲的還有高考錄取率,資料顯示,90年代,高考錄取率大約在20%左右,高校擴招之後,大學生早已經不是當年的鳳毛麟角,今年的高考錄取率達到80%以上,大學實際上越來越好考了。可是爲什麼高考對一個家庭的精神和物質壓力反而越來越大了呢?
“我們當年其實並沒有抱着孩子一定要考上大學的想法,考上了光榮,考不上也不丟人,因爲大學生畢竟是少數,落榜之後會找其他的出路,比如直接就業,或者再去上個職高,只要努力就能養活自己。家長一般不會給孩子很大的壓力,因爲大家普遍的這種心態,所以還沒有後來的所謂‘高考經濟’,家有考生不會搞得草木皆兵。”李秀珍告訴記者。
這種淡定心態在現如今的家長中間,早就蕩然無存,“過去總說高考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現在雖說這橋已經寬多了,但是一旦沒過去那就是沒出路,大學畢業都找不到工作,更別提這連大學都沒考上的。”劉芬蘭的焦慮,在中國家長中已成爲快速蔓延的社會病。
對獨生子女過高的期望、對孩子未來的擔憂、競爭不斷加劇的就業環境,刺激着家長對高考的無底線投入,高考最終成了一場愈演愈烈的“軍備競賽”,家長彷彿只有不斷掏錢才能安心,在未來的日子裏,高考成本還有多少上漲空間,誰也說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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