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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杭州11月30日電(記者商意盈章利新)整齊的小區、高標準的醫院和劇院、設施農業大棚……在中國東部城市東陽市重點打造的“中心村”花園村中,城市的“標誌性建築”和傳統農村生態融合到了一起。
花園村村民盧鷹飛說:“以前是穿着雨鞋扛着鋤頭種田,現在是穿着制服拿着儀器下地,而且村裏什麼都有,不比城市差。”去年,這個村實現總產值92億元人民幣,村民人均收入達51600元人民幣。
東陽市隸屬浙江省。因爲歷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浙江村莊非常分散,約有行政村300餘個,自然村近30萬個,大大小小的村落羣體散落在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山水間,形成了浙江分散的村落生態。
近年來,浙江有針對性地選擇區位條件好、經濟基礎強、宅基地整理復墾有潛力的較大規模行政村,配套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引導農村人口、產業和公共服務集聚,打造成“中心村”。花園村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除了浙江,中國的山東、四川、江蘇南京等地也將打造“中心村”作爲公共服務和公共資源供給中心予以重點建設,使各種政府資源向農村延伸,推動農村的現代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一直在大力推進城市化,已經讓3億多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但農村本身的建設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遠遠滯後於工業化和城市化。
中國人民大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系主任葉裕民說,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中國城市化猶如一個龐大的篩子,把繁榮、絢麗、財富留給了城市,但把所有貧困、失業、年老都留在了農村。
在城市化進程中,中國農業、農民和農村將往何處去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重點問題。學者和研究人員對此一直存在爭議。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重大任務。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指出,“中心村”建設的核心內容不是拆房子、建房子,主要是政府的基礎設施要往農村基層延伸,政府的社會管理工作要往農村社會延伸,政府提供的基層公共服務要向農村延伸。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認爲,要加快建立保障“三化”同步發展的體制機制,就需要逐步改變城鄉分治的制度安排,建立“普惠、均等、一體”的公共服務體系,改變城鄉資源配置失衡局面。
事實上,農民融入城市的成本成爲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巨大負擔。統計數據顯示,如果將保障性住房、比較穩定的就業全部納入社會保障體系,解決一個農民城市化需要的成本至少爲20萬元人民幣。
有研究人員擔心,不進入工業化、城市化,農村難以擺脫落後面貌。但是在城市化、新農村建設以及農村危房改造等一波波浪潮中,一些中國鄉村特有的文化屬性、歷史記憶、鄉村文明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壞和異化。
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出現了很多經濟發達的明星村。在一些研究人員看來,現在很多中國農村都只剩下了粗略的外殼,內部幾乎沒有歷史感和文化內蘊。
浙江寧波市滕頭村是現代化新農村的先進代表,寧波滕頭案例館是唯一入選2010上海世博會的鄉村案例館。該館設計師、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王澍在考察時卻發現,它實際上更像城郊的一個新社區,幾乎沒有了“鄉村”的痕跡。
“鄉村不是落後與貧窮的代名詞。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鄉村是知識分子的家園,是傳統中國社會田園牧歌生活的載體,也是所有文人衣錦還鄉的最終歸屬地。”王澍說。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經濟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其中尤以農村經濟社會矛盾突出。因此,一批“海歸”學者和國內有識之士紛紛爲拯救破敗的農村積極奔走,掀起了“鄉村建設運動”。當時的學者就提出,鄉村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鄉村的復興也是文化的復興。
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邵峯則認爲,傳統村莊是人類在長期生存發展當中形成的,由同族人口組成的社會體,它是一種和諧的人類羣體生活方式,有共同的服務設施,習俗規範,對村落有情感上、心裏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些人脈、文脈、財脈、業脈不應該隨着農村發展而流失。
在中國部分地區興起的“中心村”現象中,建設者們已經不僅意識到農村現代化重要性,而且努力在現代化建設和保護傳統文化和生活形態之間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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