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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了解到,江蘇省民營企業『走出去』發展速度驚人。但是,在已批准設立的境外投資企業和機構中,約有1/3已關閉,另有1/3經營困難,投資收益較不理想,僅有1/3經營情況較好。事實表明,江蘇省『走出去』的民營企業,還需不斷地在國際競爭中淬火。
對於民營企業『走出去』的現狀,江蘇省商務廳相關負責人表示,首先表現在『走出去』的企業規模偏小。截至2月底,江蘇省共核准民營企業境外投資項目1156個、中方協議投資36.57億美元,單個項目的平均投資總額僅為316.36萬美元,大大低於發達國家平均600萬美元的投資水平,同時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450萬美元的水平。
其次,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不高。盡管近幾年江蘇省民營企業『走出去』的質量和檔次有所提高,出現了一批技術含量較高的生產項目,但初級產品產業偏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偏小。
第三,企業缺乏全球投資戰略。江蘇省民營企業『走出去』的跨國公司仍然是鳳毛麟角,並未形成跨國趨勢,大多數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缺乏全局性的戰略理念,突出地表現在急功近利,目標定位不高,以期避開國內市場競爭鋒芒及國際貿易壁壘,維持和擴大市場。
第四,缺乏國際化人纔。
在『走出去』過程中,多數民營企業從國內母公司選派經營管理人員派遣海外,派遣的人中多數缺乏境外企業管理知識、經驗,語言溝通能力不足,缺少東道國社會網絡,對東道國的文化、法律、財務、管理方面的了解偏少,知識、技能不適應。加之僵化的薪酬和聘用制度,使得民營企業很難吸引國際頂尖人纔。
第五,境外投資風險防范與保障機制沒有形成。企業在進行對外投資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將遇到國家金融風險、政治風險以及主權風險。此外,某些國家以『國家安全』等各種借口對我國『走出去』企業實行歧視性政策,妨礙了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
對於江蘇省民營企業『走出去』的現狀,商務部海外投資研究中心主任邢厚媛認為,民營企業『走出去』要在國際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首先要轉變意識形態,要了解國際規則和相關政策,不能冒進,不能操之過急,不要過多地注重『人情』。要堅持按合同辦事,用合同說話,用好法律文本這個護身符。近年來,政府相關部門聯合推出多種公共服務支持企業『走出去』,但企業對此應用不足。如商務部推出的網上免費下載的《對外投資合作國別指南》(165個國別)、《對外投資合作產業導向目錄》等,在走訪調研中,許多『走出去』的民營企業至今還未看過。
其次,民營企業要有大視野,大氣魄。要善於整合資源,注重合作共贏。比如在一些礦產資源開發上,單個民營企業本身不具備開發能力,這個時候要善於整合借力。同時,民營企業要廣招人纔、儲備人纔,尤其是國際化、復合型人纔。
南京聖和投資集團副總經理戚良猛告訴記者,聖和集團從2009年開始『走出去』,發展非常順利。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曾啟動收購加拿大一家上市藥業企業的計劃,並進行了多輪談判,但後來因為對加拿大證交所的相關規定條款不熟悉,致使收購流產。對此,戚良猛感嘆,『走出去』發展要加強對東道國政策的全面了解,要有足夠的人纔做支橕。
南京飛元企業集團副總經理侯兵表示,飛元集團2010年在德國成立了全資子公司,計劃在德國尋找有技術和專利產品的企業進行合作或收購。但由於國外對中國企業的收購限制非常多,致使合作收購至今未完成。侯兵說,海外收購的限制和阻力有時不在法律層面,而是來自工會和行業協會。
與南京聖和、飛元集團不同的是,南通新高印染有限公司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遇到了東道國的行政審批程序緩慢。公司董事長唐群說,在孟加拉國他們從2008年開始申請的項目至今還未審批下來,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發展進程。
談起『走出去』的感受,翠豐(南通)家用紡織品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榮說,自己從1992年開始做外貿,嘗試走出去,至今已快20年了。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黃榮切身感觸到商會的作用,民營企業『走出去』規模都不算太大,在海外容易受欺負,大家需要組織,商會組織可以最大化地保證企業的安全和利益,可以與當地政府對話。
全國工商聯經濟部副巡視員趙征然表示,民營企業『走出去』要充分發揮工商聯與海外商會及工商界聯系廣泛的優勢,搭建國際合作平臺。加強與國外有關經濟組織、商會組織、投資促進部門的聯系與合作,為有意願『走出去』的企業介紹國外投資環境、資源優勢、市場潛力、投資項目,推薦可靠的國外合作伙伴。幫助有條件的民營企業用全球化的視野來分析自身的特點和比較優勢,制定跨國經營戰略,培育企業提高價值鏈管理能力和整合國際資源的能力。積極支持全國工商聯即將成立的『中國民間國際合作商會』開展工作,使商會成為工商聯推動企業『走出去』工作的載體和服務的延伸。(記者王松管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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