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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我國『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並沒有關於海外投資的統一法律保障體系,金融諮詢、投行、評級等中介配套服務機制也沒有相應跟上,而企業自身在海外投資過程中缺少戰略思維規劃,往往采取各種急功近利的短視投資行為,導致企業『走出去』後面臨多重風險。
隨著近年來海外經濟利益持續拓展,我國已從資產被收購方逐漸轉為資產收購方,對外投資額年均增幅在70%以上。一些『走出去』的企業對投資項目缺少長期跟蹤和遠景規劃,加上配套措施沒有及時跟上,極易受政策波動影響,同時,不適應當地法律文化環境等弊端開始顯露。 半數以上海外並購交易未達到增值底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幅已高達70%以上,我國企業正從以往擔當資產被收購角色逐漸變成資產收購方。2010年上半年,中國作為收購方的並購交易額排在美國之後居全球第二位。
商務部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已在全球177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3萬家,對外投資累計淨額(存量)達到2457.5億美元。中國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世界經濟黃皮書》也表明,2003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只有28億美元,如今已達400多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幅已高達70%以上,我國企業正從以往擔當資產被收購角色逐漸變成資產收購方。
在2010年上半年,中國作為收購方的並購交易額排在美國之後居全球第二位。知名諮詢機構埃森哲在2010年底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08年1月至2010年6月這兩年半時間裡,共計120起中國企業海外並購案例涉及總金額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
從被並購方變成資產並購方的轉變,使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同時暴露。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汪段泳表示,我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不相匹配。整體上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構成中所佔份額仍十分有限:2009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相當於出口額的3.98%,在我國GDP中所佔比重保持為0.97%;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GDP中所佔比重為4.06%。而在2007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在GDP中就已分別達到2.03%和16.80%,發達國家所佔比重更是分別高達4.71%和35.07%。
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苗迎春說,從某種程度上講,海外經濟利益已經上昇為中國的核心經濟利益。然而,我國對外投資的絕對投資收益與目前最大的國際投資國美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海外資產的盈利水平較低,甚至出現虧損。2008年,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活躍,流量較上年增長7.4倍,當期利潤再投資所佔比重較上年卻下降了19.2%;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565億美元,而美國則為2480億美元。研究顯示,半數以上中國企業的海外並購交易未取得成功,無法達到增值底線。 投資過度集中加大海外投資難度一直以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在能源、礦產等少數幾個行業的集中度過高,並以大額的並購交易為主要投資方式,在地理方向上也過於集中。有關專家認為,這些過度集中、大額標的的投資易引起東道國的緊張與警惕,這造成我國的海外投資常常承受與其國際份額不相稱的過度風險,加大我國海外投資難度。
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至2009年間,以中國企業為買方的跨國並購,目標領域為能源產業的有13宗,交易金額277.54億美元,佔1億美元以上並購案交易總額的48.6%;礦業15宗,交易金額262.34億美元,佔交易總額的45.9%。
這些過度集中、大額標的的投資易引起東道國的緊張與警惕,加大我國海外投資難度。例如,2008年初,中鋁斥資140億美元收購力拓股份前後,澳大利亞政府就逐漸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力度。2009年,該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表示,外資對澳主要礦業公司的投資比例將有可能被限制在15%以內,對澳方新礦業項目的投資比例也要低於50%。
汪段泳說,這一規定被普遍認為是明顯針對中國投資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並購以大型國企、央企為主力,優勢固然突出,但問題不是沒有。無論何種企業,其在國境內外的任何經營行為都應該體現資本擴張的本性,但中國企業的跨國並購卻經常被認為背後體現的是中國政府的意志。
一直以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在能源、礦產等少數幾個行業的集中度過高,並以大額的並購交易為主要投資方式,在地理方向上也過於集中。有關專家認為,這些過度集中、大額標的的投資易引起東道國的緊張與警惕,這造成我國的海外投資常常承受與其國際份額不相稱的過度風險,加大我國海外投資難度。
湖北省商務廳對外貿易處負責人艾力認為,過度依賴於進口資源將對我國經濟自身造成傷害,而便利獲得進口資源也將弱化我國產業結構昇級的動力,固化落後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從目前跡象看,今後一段時期內,我國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仍將是能源、原材料等領域,這意味著東道國對我國投資的疑慮與摩擦不會很快消除。 高位進場埋下投資隱患國際投資銀行往往采用這樣的操作模式:在購買我國金融股權前,國外投資銀行往往先大肆唱空中資銀行和中國股市,同時利用資訊評級機構壓低我國企業評級;然後利用國內企業急於脫困的心理,以較低的代價、較佳的時機獲得中資機構的股權。
當前,我國企業往往在高價位進入國際市場,買到『天價』,或者冒險進入風險極高而自己又不熟悉的投資領域『買的時候不知道有多貴,賣的時候不知道有多便宜』的現象常有發生。究其原因,是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配套的投資諮詢、評級等配套機制沒有跟上,而國內又缺乏相關的國際投資顧問服務、法律諮詢服務。
北京君投資本管理中心首席投資官彭俊明介紹說,國際投資銀行往往采用這樣的操作模式:在購買我國金融股權前,國外投資銀行往往先大肆唱空中資銀行和中國股市,同時利用資訊評級機構壓低我國企業評級;然後利用國內企業急於脫困的心理,以較低的代價、較佳的時機獲得中資機構的股權。這一操作模式的成功相當程度上歸功於其入股前貶低的輿論准備和隨後上市承銷的定價壟斷。
而我國企業對國外投行設計的金融產品以及衍生品卻研究不足,在進行套期保值管理時,很難判斷標的資產價格的未來走勢,缺乏國際金融投資分析經驗和衍生產品風險管理和定價能力。在進行國際投資時,只能過度依賴評級公司的信用評級和國外投行的研究報告,以致被套牢於結構化衍生產品。
浙江一家服裝企業的負責人介紹說,現在中國很多企業走出去的意向很強烈,但是缺乏對當地國家的了解,顯得不知所措。而中介服務機構正是要為他們提供相關信息。好的中介服務機構應該要成為一個綜合性的機構,能熟悉各個國家的國情特點、法律法規、投資政策及行業發展情況等,能為企業提供一切相關的信息,使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同時,中介服務機構還可以盡可能地為企業提供當地國家的人脈資源,使企業減輕投資風險。
造成海外資產盈利能力較弱的原因有很多,匯率風險、政治風險、安全風險等多重因素均制約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特別是在人民幣持續昇值和美元走軟的背景下,不少企業面臨的匯兌風險也越來越突出。彭俊明舉例說,2008年12月初,中信泰富披露在過去兩年中分別與花旗集團、美洲銀行、摩根斯坦利和德意志銀行等13家金融機構共簽下24款外匯累計期權合約,因澳元兌美元大幅下跌導致其澳元累計認購期權合約損失約180億港元。
此外,對當地法律規范不了解也可能導致簽訂很多項目時對成本估計不足。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亞投資的磁鐵礦項目,最初的投資計劃是42億美元,但現在對外公開的投資預算已經增加到52億美元了,主要就是由於澳大利亞政府不允許中信泰富引進我國勞工,導致人力成本大增。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