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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發展的理論來說,經濟發展的過程實際上可以理解為需要經歷或者至少突破三個『發展陷阱』:一是所謂『發展的貧困陷阱』,即處於貧困狀態的個人、家庭、群體、區域等主體或單元由於貧困而不斷地再生產出貧困,長期處於貧困的惡性循環中而不能自拔,正如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納爾遜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以及繆爾達爾的『循環積累因果關系』理論等所指出的那樣,發展中國家總是陷入低收入和貧困的累積性惡性循環之中,因此『一國窮是因為它窮』。二是『經濟增長的人口陷阱』,即任何超過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長都會被人口增長所抵消,最終又退回到原來的最低水平,因此,人口陷阱的存在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而要解決人均收入停滯不前的狀況,就必須千方百計從陷阱中跳出來。三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即發展經歷了中等收入水平和階段,特別是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出現經濟停滯徘徊。
從發展中國家的實踐經驗和發展教訓來看,能否突破這三大陷阱,其中的關鍵在於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制度和技術創新為發展和經濟起飛提供重要的制度條件和技術支橕,有了好的制度和體制、機制設計,就能夠保證有足夠的動力推動技術創新,實現經濟發展和起飛,甚至跨越式發展,從而擺脫長期貧困和低水平增長狀態;發展轉型則是通過放棄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特別是通過產業昇級和轉移,提高服務業發展的規模和效率,最終實現經濟可持續的增長,進一步提昇收入和生活水平。由此可見,經濟發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轉型發展,從而突破不同發展階段的陷阱,進而不斷邁向高收入增長的新階段。 『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提出挑戰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中國的發展至少比較成功地邁過了前面兩個『陷阱』:首先是持續30年高速增長提供的物質基礎以及政府實施的大規模減貧戰略,使得中國比較成功地克服了『發展的貧困陷阱』。中國的發展和減貧戰略使得貧困人口迅速下降,從1978年為2.5億絕對貧困人口,下降到1985年時1.25億,1990年則下降到8500萬,到2000年更下降到3200萬,目前貧困人口數進一步下降為2375萬,中國的經濟發展避免了陷入長期貧困和惡性循環,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明顯得到提高和改善。其次,中國依靠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與政府推動和市場機制雙重作用下的大規模投資和高增長,使總收入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確保了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大大地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因此也比較成功地避免了發展的『人口陷阱』。
但是,從發展中的第三個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來看,中國能否成功逾越,目前仍然面臨許多挑戰和不確定性。過去近20年中,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6%,按市場匯率計算,人均GDP從1995年的600美元躍昇到2010年約4000美元,中國已經從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已經出現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進入中等偏上水平過程中曾經出現過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現象和特征:城鄉居民和地區收入差距擴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昇級緩慢、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勞動者報酬偏低、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等特征。問題不僅僅在於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出現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現象和特征,關鍵在於中國經濟缺乏新的內生性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在全球經濟重新調整,外部需求萎縮,國內需求不足,又面臨人口老齡化、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壓力下,中國經濟能否繼續保持新一輪的持續的高增長,從而進入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發展新階段,進而確保中國經濟發展,真正實現民族復興、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的目標。
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帶有挑戰性的重大問題。顯然,中國未來發展除了上述提及的分配關系惡化、發展不平衡以及產業昇級緩慢等因素制約以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如下幾方面的因素和制約:一是未來受到全球經濟增速放慢、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會放慢,過去的高速度的增長奇跡恐怕難以再現;二是人口供求結構的變化,依靠人口紅利維系的制造業紅利正在逐步消失,傳統制造業的分工格局和產業鏈體系正面臨勞動力成本上昇等重大挑戰;三是建立在要素價格扭曲、資源能源高消耗、環境污染代價等基礎上的粗放式工業化道路和模式,面臨資源類價格體制機制改革深化以及節能減排等因素帶來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四是與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相悖的城鄉二元分割狀態的淺度城市化和『夾生飯』的城市化模式面臨轉型,解決城鄉一體化發展以及農民工市民化的任務十分緊迫,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主要動力的經濟增長受到城市化和工業化模式轉型的約束;五是改革和制度創新進入新的階段,體制機制創新進入深水區,改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面臨更大的困難和壓力,以市場化體制改革和制度釋放為動力的發展模式同樣也面臨新的環境和變化。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新階段,正在面臨原有增長動力枯竭、新的動力轉換的問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從歷史經驗來看,確實有一些國家在人均收入進入中等水平以後出現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事實。但是,並不是所有國家都經歷了這個階段,有些國家和地區成功地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是也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拉美各經濟體,卻已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東南亞以及東盟國家和地區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從理論和經驗來看,進行成功的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轉型發展是跨越貧困陷阱、人口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等各類發展陷阱的關鍵。從中國發展的經驗來看,正是由於過去改革開放30年來市場化制度創新以及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實施有計劃的人口控制政策等,加上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比較有效地克服了發展中的貧困陷阱和人口陷阱。但是從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來看,未來中國經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和關鍵在於通過解決一系列結構性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為新一輪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和增長源。從根本上說,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實質性的原因就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及其弊端所致。為此,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必須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在筆者看來,這個轉變至少要在如下幾方面加以重點推進:一是從投資驅動增長向創新驅動增長轉型,逐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尤其是逐步提昇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就要依靠教育創新、人纔和人力資本積累等要素,提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二是從過度依靠外需拉動轉向主要依靠啟動內需拉動增長,尤其是提高消費需求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這就要依靠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積極采取稅收等措施,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三是從過度依靠低端和低附加值的制造業立國轉向逐步依靠發展服務經濟、富民強國轉變。這就要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加快對於傳統制造業的昇級與轉移,大力發展和培育戰略性新型產業,同時要擴大服務業發展規模,提高服務經濟發展效率;四是從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轉向注重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戰略轉型,推動淺度城市化走向深度城市化,通過逐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農民市民化進程,讓城鄉居民共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利益。最後,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要通過體制機制和制度創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從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發展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能否徹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則在於制度創新能否有根本性突破,當前特別是能否在資源類價格體制機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有重大的實質性突破和進展。正是這些關鍵性的制度創新決定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能否得到根本性轉變,進而中國經濟發展能否有新的增長動力和源泉,也纔決定著中國發展能否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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