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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增長主義陷阱,提昇民眾幸福感
讓民眾告訴政府自己需要什麼,政府按照民眾的意願去做,由此形成的結果,必然可以增進民眾的幸福感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這一點,完全不同於過去的計劃或規劃。種種跡象也表明,地方政府已經領會了這一變化的政治意圖,開始把施政目標從經濟的高速增長,轉向民眾的幸福。但是,這一轉向能否順利完成,需要實踐檢驗。
誠然,對任何現代國家來說,一定的經濟增長是必要而重要的,對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創造條件,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無疑問,從意識形態領先到注重經濟發展,GDP概念引入中國,在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中居功至偉。不幸的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的主導意識過於傾向增長主義。各級官員似乎抱定這樣一種信念:中國一切麻煩問題的根源就是生產力水平低下,那麼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積累足夠財富。一旦生產力水平達到相應高度,比如說,人均GDP達到多少美元,全部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這種信念支配下,經濟增長被當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標,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長主義導向的經濟、政治的政策組合。民眾也在這套制度誘導下,以追求金錢、財富為唯一人生價值,物質主義甚囂塵上。
當然,增長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組合確實發揮了作用,它們在經濟的自然增長之外,帶來了超常規增長。但是,超常規經濟增長模式在創造奇跡的同時,也必然帶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乃至社會精神問題。
過分地追求高速增長的目標,政府的結構必然發生扭曲,政府會偏離自己的正當本性,成為逐『利』的公司。經濟學界熱衷議論的地方政府間競爭,就是增長主義的產物,而這種競爭展開的前提就是官員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結果是可怕的,這種可怕後果,在拆遷、征地領域中表現得最為觸目驚心。
這個時候,高速經濟增長就變成了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游戲。不錯,經濟在快速增長,尤其是中國GDP總量逐個超越各個大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二。不過,這樣的經濟增長過程也在制造緊張、衝突,由此形成的增長結果,也引發人們的質疑、不滿。
可以說,單純追求增長的增長主義已經走到盡頭了。《十二五規劃建議》不再設定GDP量化指標,表明高層已經意識到了增長主義的危害,而試圖改弦更張,引導各級政府關注民生,關注民眾的幸福。在近期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幸福』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二五』規劃中的高頻詞。北京提出『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慶宣示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實際上,執政者很早就意識到了增長主義的不可持續性,於2005初年提出了『和諧社會』綱領。人們也曾熱烈地期待治國理念和政府行為模式的根本轉型。但過去幾年,這一綱領很少被人提及。增長主義依然憑其巨大慣性,支配著整個政府與社會。
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一種制度架構一旦形成,就會具有慣性。因為,這樣的制度架構會創造出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從現有的制度中可以獲取巨大利益,當然會拒絕改革。最為典型的就是拆遷、征地制度。
增長主義的要害在於,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扮演了過分重要的角色,而且過分地追求增長速度。要減少、控制經濟增長可能帶來的損害,進而讓經濟增長真正有助於民眾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須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
在現有體制下,調整官員考核指標體系,是一個有效的辦法。中國的政府體系大體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負責。在這樣的體制中,上級用什麼樣的指標考核下級,下級就會在這方面努力。調整官員考核指標體系,比如,加大民生類型的考核指標,當會引導各級官員把精力更多地用於民生。
不過,光是調整這樣的考核體系,還是不夠的。事實上,從考核增長業績轉向考核民生業績,考核民眾的幸福感,面臨著巨大的技術難題。增長業績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長率、財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資總額,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統計的。但是,民生、民眾的幸福感,卻是相當模糊的概念,很難量化統計。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須借助量化指標。這樣,即便建立民生導向的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也很可能出現民生投資的空心化,政府關注的依然是硬件建設,而不關心民眾是否從中真正獲得了好處。
當然,如果真要解決這個技術難題,也並不困難。民主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讓民眾告訴政府自己需要什麼,政府按照民眾的意願去做,由此形成的結果,必然可以增進民眾的幸福感。因此,一個以民眾幸福為導向的治理體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須是一個民眾可以方便參與公共治理決策、尤其是預算決策的民主的治理體系。比如,就從今年兩會開始,人大代表更為細致地討論預算,民眾的幸福感必然會有實質性的提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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