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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爭奪新型產業主導權的『戰爭』正在悄然展開。
11月26日,中國政府宣布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並把這做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承諾顯示了積極姿態。
此前一天,美國政府在同樣問題上承諾減少17%。不過,這一目標僅相當於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4%,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要求相距甚遠。
金融危機還未風平浪靜,一個格外響亮的新名詞已傳遍世界,名曰『碳排放』。
12月7日至18日即將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被認為是繼1997年在日本東京召開氣候會議並簽訂《京都議定書》之後,又一次就『低碳經濟』的『裡程碑式的重要會議』。這次,在2012年第一承諾期到期後,有關溫室氣體減排問題,各國將達成一份減排新協議。
不過,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持等關鍵問題上仍分歧嚴重。許多人預測,一場口舌之戰在丹麥不可避免。
金融危機的『肇事者』還沒有抓到,而新的議題早就設計好了。奧巴馬已微笑著推出了『能源新政』。美國議會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規定至2020年,美國有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實施碳減排限額的國家進行貿易限制。
華裔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說,美國將征收『碳關稅』。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隨後回應,美國是『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完全不符合WTO精神。
中國的研究者認為,有些人想以環保為借口『圍堵中國經濟』,是給中國工業化『套上絞索』。甚至有人激烈的批評,碳排放、碳關稅以及碳貨幣,這些『時尚名詞』很可能給正在穩步崛起的中國經濟帶來戰爭和災難。
不過,爭議聲中,國家發改委抓緊制定的《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卻是時不我待。據悉,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快培育新興產業,搶佔未來經濟競爭制高點,該《規劃》將在今年年內推出,未來5年該產業投資需求可達4500億元。
面對新一輪的以『綠色經濟革命』為名的國際經濟規則主導權之爭,中國如何參與?
新時代的『賣碳翁』
資深產業經濟學家白益民,一直在追蹤日本財團在華布局情況。他發現,當下全球輿論對碳排放、低碳經濟概念越炒越熱,而日本綜合商社卻早以實際行動在中國各地『攻城略地』。
早在1997年各國在日本東京達成《京都議定書》首次規定了減排目標,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住友商事等日本大財團和綜合商社,就開始涉足二氧化碳排放權的購買與轉手貿易。在中國黑龍江、遼寧、江蘇、山東、四川等地,以日資二氧化碳減排合作項目一個接著一個。
在《京都議定書》中,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2012年前不承擔減排義務,但議定書鼓勵承擔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排放量。比如,一家日本企業向中國某煤礦提供環保項目貸款,用來引進和購買日方先進的環保技術和設備,由此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其減少的額度核算成標准單位,由日方企業向該中國煤礦購買。
表面上看,中國企業似乎沒有損失,得到了資金和技術,失去不過是些無形的『碳排放額度』,可長遠看,『就未必是那麼回事了』。
白益民分析,一方面,日資企業在中國購買的『碳排放權』每噸只有幾美元,價格壓得很低,而它轉手賣給日本企業或在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上出售,價格可能是十幾美元,現在這個市場方興未艾,今後可能會上漲到幾十美元;另一方面,日方向外輸出了儲備已久的環保、節能技術,佔領了市場,由此形成產業標准和技術壟斷,中國企業如果將來發展自主環保技術,就可能受制於人。
他認為,事實上日本綜合商社利用減排項目『援華』,更大目的是要為財團企業在中國能源和環保市場上獲得更多商機,從而在未來的節能性、環保性社會中佔據制高點。
據記者了解,這種經由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基於環保項目合作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已經在全球形成一個奇特的『碳交易市場』。有數據表明,《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後,全球碳交易市場出現了爆炸式增長。2007年碳交易量從2006年的16億噸躍昇到27億噸,成交額的增長從220億歐元上昇到400億歐元,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值甚至就與2007年全年持平。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預測,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為1500億美元,未來市場規模可達到2000億至2500億美元,超過國際石油交易規模。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湧認為,就像鐵礦石等資源市場的扭曲一樣,在新興的國際碳交易市場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同樣沒有定價權,議價能力又較弱,信息與能力的不對稱,處於非常被動與不利的地位。
他說,在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制定新的游戲規則,他們通過佔領氣候變化來『拯救人類共同家園』這一道德高地,其實主要為了賣環保技術。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沈溺於如何向發達國家更多更好地『賣碳』賺錢,甚至不惜相互殺價,相互指責,變成了新時期的『賣碳翁』。
『綠色壁壘』圍困中國?
幾乎在一夜間,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的『廣闊發展前景』成為各方共識。
金融危機前的經濟泡沫還沒有清理乾淨,新能源產品和環保技術就已經開始佔據媒體的主要時段。有專家稱,綠色環保經濟覆蓋面廣,涉及工業、農業、服務業、公共設施、家庭等幾乎所有領域,如果相關技術及產品推廣應用,全球將形成一個數十萬億美元規模的實體經濟新產業,很有可能帶動世界經濟走出困境,並成為新一輪增長周期的『領頭羊』。
目前,以新能源和環保為主旨的『綠色經濟』,不僅成為歐盟、日本、美國三大經濟體瞄准未來的經濟引擎,而且是其佔領新的國際市場競爭制高點、主導全球價值鏈的『新王牌』。本來在金融危機中扮演著『中流砥柱』角色的中國經濟,轉而顯得『落後了』,似乎陷於『綠色壁壘』的圍困之中。
在國際輿論大力倡導環保意識形態的背後,是否隱藏著更隱秘的利益動機?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以來,英美日等發達國家有過上百年環境污染問題。而中國等新興工業國的環境問題,只是近20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後集中呈現。
不應規避的數據是,英國和美國的二氧化碳人均歷史排放量約達1100噸,而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別為66噸和23噸。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07/2008年人類發展報告》,到2015年,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預計會達到5.2噸,也只相當於屆時美國人均19.3噸的1/4,或相當於整個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3。
江湧對記者表示,中國正進入工業化中期,重化工業比重仍在持續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斷提高,能源消費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由此決定了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增速快,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高。更由於能源結構的剛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術和資金的制約,中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樂觀』。
雖然在《京都議定書》『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中國仍暫時享有減排達標的『豁免權』。但捍衛這種權利已越來越不輕松。尤其在奧巴馬上臺後,一度拒簽《京都議定書》的『碳排放超級大國』美國一夜間變了臉,要『擔負起全球共同的環保責任』了。
套在中國工業化頭上的『絞索』早晚會收緊。2006年8月,在巴西推出了《聖保羅案文》,有論者認為,這是對『後京都國際氣候制度』的一個全面設計方案。該文件呼吁,中國應該在CDM市場達到一定規模後,轉換成定量減排目標。也就是說,在中國在未完成工業化、實現消除貧困的人口時,將被迫提前進入『買碳』行列。按照力拓案揭示的中國買什麼什麼漲,賣什麼什麼跌』的規律,當中國從『碳排放』額度的『淨賣方』變成『淨買方』,那時的價格一定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江湧說:『當國內一些地方樂呵呵兒的尋找「賣碳商機」,忙活著與美歐經濟戰略對話時節,西方的氣候變化軟刀正指向中國。今天興高采烈吃下去的,不久的將來,恐怕連本帶利都要吐出來。』
中國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發達國家消費了『中國制造』,卻把巨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留給了中國。人民大學鄭風田教授認為,美國政府提出『碳關稅』,已經成了又一個遏制中國崛起的大棒,而且佔領道德高地。他認為,從長遠看,『碳關稅』很可能引發中美之間的貿易戰,雖然不流血,但損失一點不小。
按照碳排放進行重新計算,大量『中國制造』將不再有競爭優勢,即使有競爭優勢的產品,進入歐美日被加上碳關稅,不但財富落入發達國家國庫,中國還要背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的惡名。這不過是用環保和清潔能源的『綠色外衣』,把原來『專買美國貨』的貿易保護主義包裝起來而已。
中國的能源現狀是『富煤、少氣、缺油』,能源結構以煤為主,選擇低碳能源的空間有限。據統計,目前中國電力結構中,水電僅佔20%左右,火電佔77%以上,『高碳』能源佔絕對的統治地位。鄭風田說,伴隨著『低碳經濟』的成為全球話語中心,中國經濟則面臨『不能承受之重』。
新能源戰略要『迎頭趕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面對著美、歐、日在環保新能源產業的層層布局,中國經濟內在發展的動力也要求中國必須面對困難『迎頭趕上』。
即便不考慮外部壓力,中國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和產業昇級的內在需求,也要求中國經濟要向更高層面邁進。其實,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後,從中央到地方正確立『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的發展思路。
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達1.41萬億元,佔當年GDP的4.7%。其中,節能產業2700億元,資源循環利用產業6600億元,環保產業4800億元,就業人數達2500多萬人,其中再生資源產業的就業人數達1800萬人。
目前,我國實施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節能減排行動,規定到2010年,萬元GDP能耗比2005年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要減少10%。全國單位GDP能耗三年累計下降10.1%,節能約2.9億噸標准煤;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COD)三年累計分別下降8.95%和6.61%。
而這一次,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前的40%~45%的減排承諾,則是又一次『向自身挑戰』。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並不諱言,他說,這將是一個『需付出艱苦卓絕努力』的目標。
有研究表明,通過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和行業舉措,中國已經在過去的15年裡持續地提高了經濟領域的『碳效率』,將每單位GDP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均每年減少了4.9%,而在美國和德國,這一數字僅為1.7%和2.7%。
去年8月,中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直接以循環經濟冠名的《循環經濟促進法》,並於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這對轉變中國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將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綠色產業』基礎。目前我國水力、核電、風能、太陽能、生物能產業均實現了高速增長,如風力發電裝機容量連續3年實現翻倍增長,總裝機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太陽能發電總量居世界第一位,太陽能光伏產業也實現了高速增長。
今年6月,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宣布,新能源發展規劃將按照程序上報國務院,擇機出臺。8月9日,在廣州首屆亞洲能源論壇上,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孫勤表示,作為亞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中國始終依靠自身保證能源供應,並高度重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預計將在年內制定完成新興能源的發展規劃。
業內人士稱,新能源作為一個長期的國家發展戰略,『發展規劃』比『振興規劃』更為貼切,新能源已被敲定為下一步培育的『新的增長點』,扶持力度將有增無減。
據有關人士透露,未來5年中國環保產業投資需求可達4500億元。而到2020年,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總投資將超過3萬億元。此前,中國4萬億元經濟投資計劃中有2100億元用於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和生態環境建設。
中國新能源產業規劃可謂呼之欲出。此前,北京產權交易所總裁熊焰就在其博客中連續發文稱,『低碳經濟』將是繼聯合國憲章和WTO之後的全世界一個新的規章,它可能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將是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責任體現和表達。對中國而言,中國的首要目標就是把能耗降下來,把能效提昇上去。
『未來世界將產生新的企業評價標准,這就是「碳」』,他說,新標准將改變人們的行為,所有參與者的動作都會隨之改變。某些企業今天看來生機勃勃,或許明天會突然死亡;而有些產業,現在看著很弱小,但明天可能會成為龐大產業。
『碳排放』昇降魔法
在熊焰看來,奧巴馬政府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前副總統戈爾在內,一直是國際上節能減排領域的領軍人物。今天,奧巴馬的團隊已經把賬算清楚了,就是希望用『能源新政』這服藥,來拯救金融危機病痛中的美國。
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宋鴻兵卻從貨幣博弈角度看待碳排放問題。在他看來,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作為可交易的金融產品,使得這種『排放權』與一切債券、股票一樣自由掛牌和轉讓,並可以在銀行抵押貸款,最終成為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構成部分,『這本身就是世界統治精英的一個戰略設計』。
他認為,作為世界貨幣的游戲規則制定者,歐美日發動國家勢必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貨幣元素,他們擁有高科技方面的強大優勢,其社會經濟結構早已從工業化社會轉型為信息和服務型社會,大批傳統工業已經或正在加速轉移到新興發展中國家,二氧化碳排放處於下降通道,而中國等國家處於無可避免的『碳排放上昇通道』,就是這一降一昇之間,通過金融市場的魔法轉換,誰輸誰贏,即刻有了分曉。
熊焰表示,如果有人現在認為美國身陷金融危機中,中國相對輕松,而沒意識到美國已經啟動新的『碳經濟革命』的話,恐怕我們從起點上就已落後了。
他強調,溫室氣體的減排事關中國的發展權,在此問題上要『看歷史排放,看人均排放,看轉移排放,但同時也要看國際大的趨勢,國際責任和國際政策標准。『節能減排要靠技術進步,要靠自主創新,也要看經濟機制,要靠市場的力量。』
白益民則對一些政府有關部門和本土企業缺乏戰略眼光深感不安。在日本,企業和政府在環保戰略上,是『宏觀與微觀統一』、『遠期規劃與市場競爭統一』,他們的財團體系高效而靈活,就像集團軍與先鋒隊一樣配合緊密,進行交叉立體作戰,而中國人似乎只會『陪著人家玩兒』。
江湧對記者說,中國人下圍棋從來都是通觀全局,而不能困於局部,『只看樹木,不見森林』。他強調,金融危機下的世界經濟博弈要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中國『低碳經濟』的瓶頸
在發展綠色經濟的高漲熱情帶動下,國內也存在一哄而上和重復建設的『無序』現象。各地快速興建的『新能源基地』,有些存在過度投資問題。
據記者了解,我國風電開放1200多萬千瓦的裝機容量,其中僅有800多萬千瓦實現了正常發電,1/3處於閑置狀態。由於並網困難,有一些已建成的風電廠處於虧損或微利狀態,長期看很容易出現投資收益低下、風電資源被浪費的局面。
同樣,在新型煤化工、生物能、太陽能等新能源和清潔能源開發領域,某些企業和地方政府也很容易在投資和引資衝動下急於『上項目』,而忽視可持續發展。
據業內人士透露,在國內企業紮堆兒的多晶硅行業,產能8萬噸,佔全球的一半,但多數缺乏核心技術,成本居高不下,未來發展很成問題。
據《瞭望》周刊調查,自中央公布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後,各地投資熱情高漲,但一些『兩高一資』項目又醞釀重新上馬;一些被環評否決的項目又改頭換面通過『綠色通道』審批;甚至還有不少項目仍在試圖先把『生米煮成熟飯』。
白益民對記者稱,中國工業化經歷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教訓,很多時候市場換出去了,技術沒換來,最後不得已走上自主創新之路。這一輪,環保、新能源經濟大潮臨近,又有人忽悠著中國『以碳排放換技術』,結果會如何?
有業內人士反映,由於缺乏核心技術的前期積累,綠色產業在我國剛起步,就遭遇『高額利潤誘惑-瘋狂投資-產能過剩-最終泡沫破滅』的循環。相對於歐、美、日等國家,早已經過十幾年、幾十年的產業布局和技術積淀,一些中國人的『熱情』多少顯得有些幼稚。
中國風能協會副理事長馬學祿曾向媒體透露,我國可再生能源教育、研發機構嚴重缺乏,風電生產設備基本模仿歐洲,但『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從現實情況看,中國與歐洲的自然環境差異性很大,主要表現中國溫差大、風況較劇烈、風沙大等方面。沒有在詳細研究基礎上進行技術開發,就不會有自主權,這有可能使中國風電行業受到致命打擊。
許多專家都建議,發展『綠色產業』,必須由國家集中力量,統一制定技術攻關計劃,支持培育重大自主創新的技術和應用。
『中國本來就居於弱勢,更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一位風能產業資深人士對記者說,『如果只是跟在別人屁股後面跑,戰斗還沒打響,可能就敗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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