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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杜甫的《曲江》這樣寫道。對於大部分的老人來說,七十多歲是個頤養天年的年紀。而1937年出生的年廣九卻還像當年那樣,在蕪湖自家的瓜子專賣店裡忙碌著每天的生意。
他白手起家,在國人還在談論萬元戶的時代就已賺取百萬利潤。他經歷坎坷,三進牢房,又三度離婚,更因鄧公三次提及這個安徽『傻子』而化險為夷,接著名聲大振。他是中國經濟體制轉化過程中一個具有象征性『符號』的人物。他的經歷反映出了我國個體和民營經濟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傻子瓜子』也被看成非國有經濟發展的消息樹和風向標。
雖然如今的年廣九失去了往昔的那種輝煌。但不管怎樣,他和他的『傻子瓜子』都已經在新中國60年的發展史上留下了屬於自己的一頁。而『傻子瓜子』發展的歷程,無疑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和反思當代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的樣本。
從水果小販到瓜子大王
1937年1月,年廣九出生在安徽省懷遠縣年家村的一戶滿族人家。5歲的時候,年廣九隨父親逃荒到了黃山腳下,靠討飯為生。後來父子倆輾轉到了蕪湖,為了生計,開始了沿街叫賣的生活,從那時起,年廣九第一次做起了生意,販魚、賣水果,也讓他積累了最初的經商經驗。那時經濟困難,囤積居奇、買空賣空的活動逐漸增多。1963年和1966年,國家嚴厲打擊『投機倒把』行為。年廣九也因此兩次入獄。
從監獄走出來的年廣九並沒有放棄做生意的念頭。1972年以後他就開始專門賣起了瓜子。為了做好瓜子生意,他請教過好幾個師父,仔細研究了瓜子的炒法。靠著這份勤奮,他炒出來瓜子風味獨特,很受大家歡迎,生意也就越來越好。
他在賣瓜子的時候,人家買它一包,他就再給人家抓一把,人家不要,他就硬往人家身上塞。好多人看到後,就說這不是傻子纔乾的事嗎。於是就有了『小傻子』的名頭,後來,他就索性拿『傻子瓜子』當了招牌。到1976年,年廣九已經賺取了一百多萬元。因為那時候最大的鈔票就是5塊、10塊,所以他家的錢都是用麻袋裝著的。
而最能體現年廣九精明生意頭腦的就是1978年,他在瓜子供不應求的時候卻大幅度降價。這個只會寫自己名字外加同意倆字的商販,卻懂得在實踐中學習總結市場的規律。他的兒子很不理解,年廣九講,這叫薄利多銷,自己已經算過賬了,多賣出去的瓜子肯定能補上降價損失的利潤。果然,年廣九將自己的瓜子從兩塊四毛錢一斤降到了一塊七毛六。硬是從國營企業口中得到了更多的市場份額。引發了傻子瓜子的銷售狂潮。不但多賺取了利潤,更是打響了自己名頭。
中國最初的民營企業家們。也都是靠著這種自身機制的靈活和敏銳的市場嗅覺,在當時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被時代選擇的『傻子』
年廣九的長子年金寶曾這樣評價父親: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體炒作出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都典型,碰巧讓他撞上了。
當時,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面臨一個很大的理論問題,就是私營經濟的僱工數量到底要不要限制。如果不限制,顯然是違反相關規定的。但是限制了,剛剛發展起來的私營經濟很可能就會被一棒子打死。而且上面也需要一個典型,以傳達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
70年代末,腦子靈光,敢想敢乾的年廣九,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等到別人幫他一數,居然有了12個。放到現在,肯定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在那個年代,可以說『傻子』給政府出了個大難題。
當時,國家規定,個體戶僱工數量最多不能超過8個。8個以下,還是『姓社』的個體經濟,8個以上,就是『姓資』的資本主義了。於是年廣九是剝削資本家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傻子』出的這個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這場大辯論一直持續了幾年。這時,年廣九的瓜子場已經僱工105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而關於僱工人數的爭論還在繼續。1984年,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明確表態:『前些時候那個僱工問題,相當震動啊,大家擔心的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夠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
鄧公短短的幾十個字,改變了年廣九一生的命運。同時,通過年廣九這個『個例』,還將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僱工問題順利解決。而年廣九的名字也成為了個體經營者的符號。在隨後的十多年裡,每逢改革風雲變幻,他的際遇便會隨著跌宕起伏。
改革的符號
也許是受了小平同志講話精神的鼓舞,也許是年廣九的心裡還不夠踏實,這時的年廣九為自己找了一頂『紅帽子』 。他決定申請搞聯營, 1985年4月,年廣九個人與蕪湖市新蕪區勞動服務公司、蕪湖縣清水鎮工業公司3家開始掛牌聯營。
為了盡快讓剛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馬並盡早見到效益,在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大張旗鼓地展開有獎銷售,有獎銷售紅紅火火地開了頭,第一天蕪湖就銷售了31萬公斤,在此後的兩周內,全國各地共銷售230萬公斤。於是,不少人開始議論說:『傻子』真行,不論乾什麼都能碰上好運氣。
令人遺憾的是,這只是曇花一現的短命輝煌。鑒於當時不少人借著『有獎銷售熱』的機會,以次充好,以偽亂真,搞亂了市場,上面突然來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單位搞有獎銷售。這道禁令造成年廣九的公司瓜子大量積壓,資金無法回籠,損失63萬元,對注冊資金不足30萬元的公司來講,等於兩次傾家蕩產。
雖然年廣九的這次舉動因為政策的原因而失敗,但他在經營策略上的大膽,還是體現了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不拘一格的經營方式。
但是,尤其是像年廣九這樣,缺少先進文化知識的第一代企業家一樣,一旦自己的事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產品的質量就很難保證。
由於年廣九一直習慣於家庭作坊式的瓜子生產,所以當市場一大,他就忙不過來了,瓜子不夠賣時,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購,裝入自己的包裝袋,結果因為質量參差不齊而品牌大損。這也是很多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們最終走向沒落的一個原因。
經歷了有獎銷售的教訓後,他決定將個體小船駛進無風的港灣,再次重新與蕪湖市新蕪區聯營,又建成一家集體性質瓜子廠,仍由他出任總經理。新蕪區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產由區裡管,年廣九仍像辦個體瓜子廠時的小業主一樣,一切由自己說了算。區裡派來的幾位副經理看不慣他在工作上的獨斷專行,便向檢察院舉報他有經濟問題。終於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廣九被關進看守所受審,罪名是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國許多報紙又紛紛披露。後經調查,他在經濟上並無問題,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戀的私人生活問題。結果,中級法院以流氓罪判處年廣九有期徒刑3年,緩期3年執行。 1992年,改革開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鄧小平再次動用年廣九這一『符號』,又一次救了年廣九。
家族企業的困局
1997年,一直和二個兒子分開經營的年廣九認識到,如果全家不能齊心協力,傻子瓜子將很難取得一步的發展。於是,在這一年,傻子集團正式宣告成立。一家人終於『擰成了一股繩』。但好景不長,『傻子瓜子』之父年廣九因自己僅任『空有榮譽、沒有實權』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悅,聯合集團公司僅成立一月餘,年廣九就借機發難,砸了牌子關了門,並揚言要向兩個兒子索賠『商標侵權』造成的損失數千萬元。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一方面是年廣九自身性格的因素,還有就是他家庭的極端不穩定。四次結婚的經歷,讓他和兒子之間的關系已不再那麼緊密,而『傻子』品牌的所有權更是讓這個大家庭一次次陷入迷局。
在經歷與第二任妻子的商標爭奪戰之後,或許是因為年紀,或許是因為親情,年廣九終於決定將『傻子瓜子』的一切權利通過公正的方式賣給了自己的兩個兒子。
賣出商標後,年廣久前往鄭州開廠。但是年廣久希望借賣出商標,讓這個家庭再次走到一起的想法並未實現。兩個兒子依然各自經營著自己的傻子瓜子,偶爾還會搞搞價格戰。
直到2005年11月,43歲的年金寶意外身亡,再次導致了家產之戰。雖然最後年廣九與發妻、兒媳取得了大兒子的財產繼承權,但連年昇級的家庭紛爭和作坊式的經營方式讓那個曾經在80年代初,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家喻戶曉的傻子瓜子再也難現輝煌。
中國榕樹式的家族繼承模式決定了其今後必然的命運。受自己知識局限的年廣九不但沒有解決好繼承的問題,反而讓這個問題更加的混亂。
2007年,年廣九決定再次出山,並豪言20億的銷售目標,但對於沒有現代公司意識。缺乏企業管理經驗的他來說,經過了歲月的變遷和市場的洗禮後,傻子瓜子能否再次走向輝煌,將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蕪湖市市委書記金庭柏對年廣九的評價是,精明的個體戶,蹩腳的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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