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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會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經濟增長是否必然要以犧牲生態環境的質量為代價?環境污染又會對當地的經濟發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其中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是是否存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即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環境污染經歷一個先惡化後改善的『倒U』型變動軌跡。Grossman和Krueger兩位經濟學家在1991年首次提出了正的規模效應和負的結構效應、技術效應來解釋環境庫茲涅茨假說。所謂的規模效應是指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經濟規模變得越來越大,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經濟活動的副產品——污染物的排放量也隨之增長,從而使得環境質量水平下降。結構效應指的是當一國經濟從以農耕為主向以工業為主轉變時,越來越多的資源被開發利用,資源消耗速率開始超過資源的再生速率,產生的廢棄物數量大幅增加,從而使環境的質量水平下降;而當經濟發展到更高的水平,產業結構進一步昇級,從高能耗、高污染的能源密集型為主的重化工業向服務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資源的消耗率、污染物的排放率降低,環境壓力將得到緩解。技術效應指的是技術進步使得原先那些污染嚴重的技術被清潔技術所替代,並且提高了能源和資源的利用效率,在相同的產出下,資源的損耗和產生的污染都少了,從而改善了環境質量。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共同決定了一國的環境污染水平及其變化速度。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經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增長中心出現由南向北推進的趨勢,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已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三省兩市的環渤海地區的GDP總量由1995年的13035.93億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47205.9億元,佔全國GDP的比重由21.4%上昇到25.7%。與此同時,環渤海地區也付出了一定的環境代價,以工業廢氣為例,在1985年至2005年期間,這一地區的工業廢氣排放量持續增加,由1985年的23346億標立方米上昇到2005年的79684億標立方米,增長了2.41倍。環境壓力已經成為制約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要求我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重新作出選擇。
總體上看,環渤海地區三省二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工業廢氣污染呈現出如下規律:第一,環渤海地區工業廢氣污染壓力呈現出『波浪式』的上昇趨勢。具體說來,環渤海地區的單位面積工業廢氣排放量與人均實際GDP之間呈現倒『U』形的曲線特征;從整體上看,這條倒『U』形的曲線呈現出向上傾斜的趨勢。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近幾年來,環渤海地區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工業廢氣污染水平呈現出持續增加的特征;另一方面,工業廢氣污染惡化速度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呈現出先減緩後加速然後減緩的特征。也就是說環渤海地區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工業廢氣污染存在一個先相對改善後惡化然後改善的過程,這不同於傳統的環境庫茲涅茨倒『U』假說。就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來說,環渤海地區工業廢氣污染從整體上看呈現出持續惡化的趨勢,尚未達到或者說正在接近環境壓力得到改善的轉折點,在未來的幾年裡,這一地區很可能仍然面臨較大的環境壓力,但工業廢氣污染的惡化速度將有望逐步放緩。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後,工業廢氣污染的惡化趨勢可能得到逆轉,最終導致工業廢氣污染的水平下降,實現環境質量和經濟發展的『雙贏』。
第二,環渤海地區工業廢氣污染存在著顯著的結構效應。改革開放以來,環渤海地區正在經歷一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昇級的過程,即從輕工業的蓬勃發展到重化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第三產業及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早期輕工業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工業廢氣污染處於一個較低的水平,工業廢氣污染的惡化速度也相對緩慢;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重化工業的比重進一步增加,導致工業廢氣排放量和工業廢氣排放增長率持續上昇,工業廢氣污染與人均實際GDP之間的曲線呈現出一個上昇趨勢;在後期,隨著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單位總產出的污染會隨著經濟總量的提高而降低,工業廢氣污染的惡化速度呈現出減緩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5年至2005年期間,環渤海地區三省兩市的第二產業增加值一直持續增加,而第二產業佔GDP的比重這一指標各省市之間卻有較大差異,比如,北京、天津兩市第二產業佔GDP的比重持續下降,而河北等省第二產業佔GDP的比重持續增加。這一點說明環渤海地區各省市具有不同的產業結構,處於不同的工業化階段,北京、天津兩市具有更高的工業化水平,但整個環渤海地區的重化工業化進程尚未結束。如果第二產業部門沒有顯著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則重化工業化導致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將會抵消產業結構變遷導致的結構效應,這將使這一地區面臨更加嚴峻的環境壓力。預計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隨著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第二產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隨著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構建,環境壓力最終將有望得到緩解。
第三,環渤海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並不是工業廢氣污染加劇的顯著原因。在我們所考察的1985年至2005年期間,環渤海地區的外商投資持續增加,外商投資佔GDP的比重也大幅增加。以天津為例,1985年天津市的外資依存度為0.74%。截至2005年年底,天津市的外資依存度高達7.37%。而實證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的持續增加並沒有顯著地引致工業廢氣污染的加劇。我們推測環渤海地區在吸引外商投資的過程中對於投資項目設有一定的『門檻』,高能耗、高污染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發達國家污染產業的國際轉移現象並沒有在環渤海地區出現。
第四,以單位面積工業廢氣排放量這個污染濃度指標為考察對象時,環渤海地區三省兩市具有一定的個體差異。北京、天津兩市可能具有更高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相對於河北、遼寧、山東三省來說有更大的環境壓力,原因在於個體之間具有不同政策環境、資源稟賦、增長路徑、發展階段等等。
對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以綠色GDP引導經濟發展模式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換;通過產權明晰的制度安排和市場化的環境資源定價機制,以及資源稅、污染稅等經濟杠杆,調節人們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向著有利於生態環境保護的方向轉化。
2、污染防治要依靠產業、產品結構的調整,實行源頭和生產全過程的控制。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第三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大力推動第二產業部門節能型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促進高技術改造傳統工業,淘汰落後的技術工藝,以清潔技術代替污染技術,減少對資源和能源的依賴性,從開發建設的源頭控制生態破壞。
3、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優化進出口結構,提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資源能源消耗少的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繼續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流向有利於減緩環境污染壓力的領域和部門,誘導環境友好型項目的建設和產業集群的形成。
4、完善環境法規、標准和政策,強化環境管理,加大環保投資,實施科學、合理、穩定的環境政策。(作者任重2006年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現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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