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逝世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上週辭世的米爾頓·弗裏德曼，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由於弗裏德曼曾花費大量精力抨擊凱恩斯留下來的學說，人們自然會認爲他們是相互對立的。的確，他們之間存在深刻的差別，但兩者的共同之處亦是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他們都不是贏家，也不是輸家：今天的正統經濟政策，是兩人學說的綜合體。
凱恩斯從“大蕭條”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自由市場已宣告失敗；弗裏德曼則認定：失敗的是美聯儲。凱恩斯相信像他自己那樣思想深邃的政府官員的判斷力；而弗裏德曼認爲，只有受到嚴格規範制約的政府纔是“安全”的。凱恩斯認爲，需要對資本主義加以束縛；而弗裏德曼則認爲，若放開手腳，資本主義將呈現恰當行爲。
這些差異不言自明。但雙方的相似之處同樣明顯。兩人都是才華橫溢的記者、辯論家和自身觀點的倡導者。兩人都認爲，從根本上講，大蕭條是一場總需求不足導致的危機；他們都撰文支持浮動匯率，支持名義(或法定)貨幣；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重大斗爭中，兩人都站在自由的一邊。
但凱恩斯雖然從氣質上講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也是一個江河日下的國家裏，中上階層的悲觀一員：他認爲，要保留相當程度的自由，就要放棄19世紀正統理念的許多要素。而弗裏德曼作爲貧窮的猶太移民之子和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較爲樂觀：他希望重振自由市場，並對政府進行限制。
爲實現這一目標，弗裏德曼試圖推翻在他看來凱恩斯及其繼承者所犯下的錯誤：從當前收入進行消費的固定傾向推動總需求這一假設；認爲財政政策是最有力的政策工具這一想法；相信名義需求的變化將導致實際產出的持續變化；對政府運用其判斷力抱有信心等。
備受爭議的弗裏德曼論
上世紀60年代，多數經濟學家認爲，弗裏德曼對自由市場的信奉以及對凱恩斯理念的反對是邪惡、誤入歧途的，甚至兩者兼而有之。70年代的大幅通貨膨脹——和平時期的空前水平改變了輿論氣候。1971年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並轉向浮動匯率體系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這一轉變發生在價格飆升之前。
在這個匯率或多或少地自由浮動，而通脹急劇上升的世界，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提供指引。當時人們寄希望於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以貨幣供應爲指標。美聯儲前任主席保羅·沃爾克於1979年至1982年在美國嘗試了這種做法。瑪格利特·撒切爾當政時的英國政府也於1979年至80年代中期，進行了此種嘗試。在這兩次嘗試中，通脹都被摧毀，但貨幣與名義需求之間的關係也隨之崩潰。凱恩斯理論的確已經死亡。但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主導地位也同樣逝去。
受規則約束的決策機制
其後，一種新正統學說從廢墟中興起：正如弗裏德曼所言，經濟政策應瞄準一個名義變量目標，而非實際變量目標；目標應當是通脹這一目的，而非貨幣這一手段；爲了實現目標，各國央行應根據需要自由地調控利率。這就成了一種受規則約束的機斷決策機制。弗裏德曼贊成遵循規則；而凱恩斯贊成機斷決策。弗裏德曼勝在將貨幣政策置於首位；而凱恩斯勝在拒絕接受數量理論。
但從最重要的意義上講，兩人都獲得了勝利。過去20年間，名義貨幣主導的世界做到了通脹水平適度，併爲經濟穩定增長提供了支撐。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弗裏德曼本人今年初曾表示：“艾倫·格林斯潘的偉大成就在於，他證明了維持物價穩定的可能性。”這是一位偉大的規則倡議者，對一位偉大的機斷決策運用者的讚譽。
以通脹爲目標的獨立的央行和自由浮動的貨幣，是不是宏觀經濟政策的“歷史終結”呢？筆者覺得不是。浮動匯率的反覆無常，似乎在呼喚另一次貨幣一體化實驗，甚至嘗試一種全球化的貨幣。
科技進步甚至可能使貨幣變得多餘，使其僅限於發揮記賬單位的作用。
政策辯論也將繼續。歐洲央行或許終將說服它的同行，讓它們相信貨幣數據給人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同樣，各國央行或許也會認識到，它們忽視資產價格的行爲存在風險。甚至可能還會再度出現對擴張型財政政策的需求，正如上世紀90年代日本通縮時期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
同樣不確定的還有市場經濟的未來。兩人目前在這方面打成平手。凱恩斯可能會擔心，放開資本流動可能產生影響經濟穩定的後果。而弗裏德曼則不得不承認，全面縮減政府角色，並不在議程上。市場的確已經擺脫了20世紀中期的許多桎梏。但政府控制着資源，調控着經濟，其程度在一個世紀前是無法想象的。全球化本身也可能失敗。
凱恩斯和弗裏德曼是上世紀那場政策辯論的主角。但我們今天看到，他們既不是贏家，也不是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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