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點調查發佈了“宜資”城市排行榜，北京排在首位，緊隨其後的是上海和深圳。但在同時發佈的“宜居”城市榜上，北京僅排名第19位，處於倒數第二。(《北京晨報》6月7日)
一個城市越是“宜資”，則這個城市越不“宜居”——零點的調查，讓我們再次面對經濟發展中的這一悖論。城市是人居的城市，投資是爲人的發展，如果一座城市具有了“到那兒掙錢再到別處花錢”的況味，這座城市的投機意義就躍然紙上了。
在一些大中城市，趕超型的發展戰略仍然成爲決策者優先考慮的選擇，城市擴張的內在動力成了地方政府的內驅力。於是，政績離不開高房價，土地貓膩裏總有部門利益的身影。在反反覆覆的拆遷過程中，城市的成本節節攀升，城市成了資本的工地、不復是精神的家園——這就是越宜資越不宜居的根源。
理論上說，宜資的城市應該是宜居的，因爲那裏是市場價值生機勃發的平原、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自由飛翔的天際。宜資的土壤越深，市民越能分享到經濟增長的麪包。但現實語境是，牆裏是投資者牆外才是市民，而進入牆內的門票是VIP級的，於是在“宜資”不“宜居”的對壘中，彰顯着尷尬的三重悖論。
首先是城市建設單極化價值取向的悖論。有人說，一個城市要有對精英開放的高爾夫球場，也要有能滿足打工仔居住的廉租房，才稱得上宜居。所謂宜居，其實就是一種多元的和諧、公平的和諧、廉價的和諧，但在GDP喧譁和政績崇拜裏，只見別墅不見小屋、只見會所不見馬路。城市在向上流動的時候，過於把資源規劃傾斜於精英羣體，人爲拉高普通市民的居住門檻。
其次，城市建設缺乏理性規劃的悖論。理想狀態下的城市宜居因素是均衡的：涵括了對於經濟發展、社會保障、人文條件和自然環境的所有主要方面。但在“宜資”的狂熱裏，某些地方爲了眼前利益，缺位了理性規劃，只要看到地價飆升，想方設法拆遷土地，然後是掛牌上市，大筆土地拍賣款項入賬了，城市的空間結構卻凌亂不堪，導致市民居住從吃飯到看病上學都成了問題，無法“宜居”。
“宜資”不“宜居”的悖論還在於城市發展中“重大不重小”的錯位思路。時下美國城市規劃學界興起的“新都市主義運動”，很值得我們思考。說新，其實還是重走了誕生於前汽車時代的“老都市”之路：密集的小街道，逛得起來的街肆，隨處可見的小商業，鬧中取靜的居住區……這就是以自然人的需求和滿足爲尺度的“自然城市法則”。而我們正追求着“整齊的視覺、誇張的風格、新奇的建築”的大理念，小處着眼的人文關懷走丟了，城市成了抽象審美的城市，人在城市發展中走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