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們這個藝術氣息並不濃厚的時代，慈善行動倒是經常採用藝術形式，一聽到捐贈，你也肯定能夠想像到那架上畫一般誇張的巨型支票，誇張的支票上是誇張的數字——有時候是小得誇張，連千兒八百的捐款也要做一張1米長的大支票；有時候是大得誇張，但在媒體狂轟濫炸曝完光後，千百萬的捐贈經常難以十足十到位。於是裝置藝術就成爲了行爲藝術。
將慈善“行爲藝術”推向高峯的牛羣“裸捐”事件，我們至今記憶猶新。這位著名相聲藝術家一度聲稱要將自己所有的有形、無形資產，包括自己死後的遺體，全部捐獻給中華慈善總會，其悲壯令人扼腕，其真誠讓人落淚。但衆所周知，傷心的眼淚帶出了噁心的鼻涕泡，慈善捐贈繞進糊塗賬中，“裸捐活動”最後成了一段“行爲相聲”。
到底是質疑者心理陰暗，還是捐贈者動機不純，各說各話，真相只有天知道；英國人胡潤只知道，如果將這一“行爲藝術”劇場化、定期化，那麼就能吸引眼球，就能產生效益。他發佈的慈善榜數據未必準確，結論未必權威，因此說他掌握了審判中國富豪道德水準的權力有點誇張，但在媒體的放大作用下，慈善榜至少左右了大衆對於富豪這一羣體的部分認知。
也是在媒體的聚焦下，所有富豪都成了逃不開社會舞臺的行爲藝術家。如果說84歲高齡的餘彭年捐了20億能編一出高大全的樣板戲，那麼黃光裕、丁磊的“隱身術”同樣是一部懸疑片的好題材。就像爲這一說法做註解似的，昨天已經有人開始質疑楊瀾夫婦拿權益捐贈的形式，認爲其不確定性非常大，有沽名釣譽之嫌。
說到我自己，也有不確定的“行爲藝術”。過街地道里乞討人深情地拉着《二泉映月》，我會以鋼兒扔進鐵盆中“當”的一聲伴奏，其捐甚少，但我幫助了他。
面對媒體對慈善捐款數額的質疑聲，楊瀾和她的丈夫吳徵答:“我們只在乎是否快樂”。吳徵先生喧囂一時的“學歷門”事件沒有調查我不敢置喙，但他對於慈善的看法，於我心有慼慼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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