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友列出的“全國人民最想打的十人”名單中，他排名第三。他不是資產最多的房地產商，卻絕對是招來罵聲最多的。別人忙着悶聲發大財，他卻忙着不停發表高論，儘管板磚橫飛，他依然照說不誤。他說，“真理不辯不明。”若以資產而論，任志強的華遠地產公司或許進不了京城地產三甲，但近兩年來任志強只要一開口說話，江湖上必然是一陣刀光劍影。記者在近日召開的“城市觀點論壇”上專訪了這位冷麪總裁。
“畫像”冷麪總裁
任志強給某些記者留下這樣的印象：“他看起來很兇，從來沒見他笑過。”華遠集團的員工們很少能見到任志強的笑容。即使是在電梯間裏和他打招呼，他也常常若有所思地置之不理，或者冷冷地“嗯”上一聲算作答覆。一位跟隨任志強11年的員工說，從來沒有從任總嘴裏聽到一句直接讚揚的話。
任志強的解釋是：“工作時間嬉皮笑臉怎麼行？一個董事長得維持形象。誇獎一定要放在嘴上麼？我給他們發了獎金，這難道不是誇獎？”一位跟隨任志強近20年的華遠老員工說，其實任志強對員工是非常寬容的，雖然做事風格果斷利落雷厲風行，卻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樣暴躁。他也會批評手下，但絕對就事論事，不會針對個人。“這麼多年來沒有見到他把誰說哭過。”幾年前一個女員工工作上出現失誤，年底時人事部門決定不再和她續約。有人告訴她直接去找任志強，這個人吃軟不吃硬，你掉幾滴眼淚他一準心軟。這個女員工一試果然如此。
任志強用的手機是一款市面上已經找不到的摩托羅拉A388，手機外殼已經磨得斑駁不堪，這2001年上市的產品現在的價格不超過1500元。
任志強不喜歡穿西裝。曾有記者看到任志強參加一個房地產商的聚會，別人都是正裝出席，只有他穿了一套休閒裝。“我平時不喜歡穿得特別正式。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在任志強看來，穿西裝與開奔馳都是工作需要，“不然誰給你投資？”任志強平均每天工作16個小時，他的日程常要以一刻鐘爲單位來安排。他除了要處理企業事務外，還要參加大量的社會活動。任志強去年坐飛機168次，飛機上的時間被用來閱讀大量書籍，任志強說他讀書速度快，一本20多萬字的經濟學著作快則四個小時，慢則半天一天就能看完。“我不是走馬觀花的看，我一邊看一邊做標註。”他翻開一本剛剛看完的書，幾乎每一頁都有鉛筆勾畫的痕跡。
任志強自稱從十幾年前就給自己定下規矩，每天最少要讀6萬字的書，一直堅持到今天，只不過現在一部分讀書任務被閱讀文件和材料所代替，但對他來說這同樣是獲取信息。任志強抽出一本《1998年統計年鑑》，翻開國家統計局關於國內收入階層劃分的段落告訴記者，這就是“商品房是給富人蓋的”這一說法的來源。任志強的手上有16個國家的房地產數據資料，還有小到國內某縣級市的房地產資料，潘石屹想不起哪個數據的時候就會給任志強打電話，很快他就會查出這個數據以及來源出處。有人聽過任志強的演講，據說連續講三個小時不用講稿，所有數據、條文不會出一點錯。《安家》雜誌主編劉文斌曾對記者感嘆說，任志強的文章裏大量引用的數據和政策條文都有現實出處，非常具備說服力，這是某些專家都沒有的。
本來我是想着爲窮人說話的
任志強引起各界爭議的言論何時讀起來都是那麼“聳人聽聞”。
“給富人蓋房子不是我說的，我無非就是把‘高收入者’變成‘富人’，這是我說的。國家文件(1998年23號房改文件)從來都說得很清楚：我們國家的三種供應體系，第一種高收入者購買或租賃市場商品房，第二種中低收入家庭買經濟適用房，第三種最低收入家庭住廉租房，非常清楚。中國的高收入者如果不是富人，難道是窮人嗎？如果我賣經濟適用房，那我就不說這話了。我現在沒有經濟適用房，政府也不讓我幹。我賣的是商品房，就是給富人蓋房子啊。
“2003年年底國務院18號文件也這麼說的。有什麼問題？如果富人不住商品房，讓窮人去買商品房，窮人買得起嗎？批評我的人其實都是哭墳哭錯了墳頭。本來我是爲窮人說話的，商品房是富人的，政府應該負擔窮人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本來窮人就不應該進入商品房市場。國家的文件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不過就是通俗化地解釋概念而已。有什麼問題？報紙上、網上爭來爭去，最後還是房價要漲，富人買商品房，窮人買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網上很多人說‘我就是窮人我就要買商品房’，那是你活該，本來就不該你買，國家文件上寫得很清楚。你怎麼不去對國家房改文件說話去？我有什麼錯？
“你認爲我說話不好聽，那只是你們少數一部分人。你看越來越多的專家、普通消費者贊成這個，我最主要的不是理論上怎麼樣，而是要我的消費者歡迎我。我的消費者沒有投訴我，我要用我的社會影響來證明我的生意做得很好，我的房子能賣出去，就夠了。
“社會認識你最終要有一個過程。我們現在好就好在有一個重新認識的過程，現在沒人殺我的頭，過一段時間，可能有人會發現，原來任志強說的是對的。”
“總理”的四重身份
京城房地產界對任志強有一個稱呼——房地產界的“總理”，意思是說他管的都是總理才應該管的事兒。對這個稱呼，任志強坦然接受。
“我有四重身份，每重身份做的事都不一樣，一般人根本搞不清這裏面的關係。”任志強解釋說。第一重身份是華遠集團的總裁。“華遠集團是國有企業，集團的錢不能說想捐給誰就捐給誰，這要國家同意，比如‘非典’時國家說捐100萬我們就捐100萬，沒的說。”第二重身份是華遠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這要求我對公司的股東負責。這兩年大大小小捐了不少錢，大多是以這個身份捐的。”第三重身份是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的輪值主席。“這個位置上我就要代表房地產商，就要爲行業說話。”第四重身份是北京市政協委員。“我在這重身份上就是爲窮人說話。我提出房地產擔保制度就是爲了消費者的利益着想。”
任志強認爲，解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問題，重點在指導思想與政策的制定。沒有明確分層次的供給體系和保障制度做基礎而將所有問題一起推給市場，試圖用貨幣化分配放棄政府責任，用完全市場化的方式解決所有住房矛盾，就會使經濟發展與和諧社會之間出現對立性衝突。經濟適用住房介於市場與非市場之間，不但未能有效地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反而促使一部分地區的矛盾激化(有的地區較成功)，並且影響了市場的發展，也使政府的好心與補貼加大了貧富差別，沒有得到應有的效果。
2006年3月，任志強宣佈：入住已滿一年的華遠尚都國際中心、華遠盈都大廈，在全體業主和管理方首旅酒店物業公司的共同努力和經營管理下，共取得100多萬元的“業權”收入，這筆錢將按照華遠“業權”分配原則，在扣除成本和稅金後全部返還給業主。據瞭解，這兩個項目入住前，華遠地產向業主承諾並主動與業主簽署補充協議，明確提出項目內所有公共設施設備的收益全部屬於業主。
背景鏈接：任志強關於住房保障制度的言論
建立有效的社會住房保障制度有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中等偏上及以上的收入家庭按完全市場化的商品房供應體系，購買與租賃商品房。可以在各城市中限定一定比例的適合當地中等收入家庭購買價格的普通商品房。用減免個人所得稅和減免一定交易稅費的辦法對普通商品房的購買家庭給以支持。除稅收減免與徵收上給以支持與限制外，建議不應再在商品房範圍內設定高、中、低檔的分類，這種分類不但產生政策歧視，並且使購買者產生貧富差異的心理歧視。
第二層次：是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的家庭，除上述共享的支持政策外，用發行低息債券的方式，額外給以限額、限面積標準的貼息貼租支持(包括首付款的無息或貼息的支持)，使這部分家庭能用貼息貼租的扶助購買或租賃普通商品房。但是必須保證這種中低價位的商品房供應(約佔城市供給量的20%左右)。按市場競爭規律，當政府用政策對這類商品房給以消費支持、並使這類商品房擁有消費需求與市場時，自然就會有投資者生產此類產品。
第三層次：是取消經濟適用住房，而將適用於經濟適用住房的政策(包括劃撥土地)修改爲建設社會保障性質的低租房(資金來源於土地收益中的一定比例和發行低息債券或銀行發行長期低息貸款)。這種住房的租金高於廉租房或政府定價公房出租的標準，但低於市場價標準，用於解決低收入家庭(也許其中包括一部分中等偏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一般房租標準應不超過家庭收入的20%，差額由政府或企業補貼)。
第四層次：是對最低收入家庭(包括困難家庭)實行廉租房制度。包括用購買一部分現有住房的實物配租、貨幣補貼租金的方式解決這部分只能靠政府解決的住房問題的羣體。(資金來源於公積金增值部分)並根據政府的財力逐步提高適用於廉租房保障的收入最高限額和人均居住面積的標準，以與社會發展同步的解決他們的生活質量問題。
建立新的住房體系之後，應明確的告訴所有中等偏低及偏低以下收入家庭，不再用購買商品房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而是用政府或企業租房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將這部分羣體從市場中剝離，以避免社會輿論中對市場中商品房的指責，而只有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用商品房解決住房問題。
政府對第一與第二層次供給制定政策與立法，其餘按市場化方式由市場解決購買與租用問題。第三層次由政府主導與監管，由企業市場化運行，按政府制定的政策與立法實施。第四層次按政策完全由地方政府負全責的方式實施。當市場與政府責任、權力清楚，且適用對象的條件清晰時，消費方式與預期就會發生變化，市場的消費對象與產品定位也就清楚了，貧富差別的矛盾和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也相應得到緩解。
按現有的住房情況分析，實際第三與第四層次中由政府承擔一部分或負全部責任的城鎮家庭的比例(約8%至15%)並不高，政府完全有能力與財力分期分批實施上述政策。同時，完善住房保障體系重要的在於建立必要的制度。首先應立法要求各級地方政府必須將當年土地收益中10%至20%用於建立政府社會保障體系，讓中低收入家庭(不是居民，必須建立家庭概念與標準)能看到政府出臺保障政策的資金來源，也降低和減少對土地與房價高的不滿，土地價格高會使保障性資金來源增加。
其次，提高廉租房的標準，首先改善最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用二手房實物配租或貼租的方式，改變現有住房困難戶的現狀。政府監管非盈利或低盈利，企業操作的方式發行低息的債券，對限定收入、限定住房標準的中等及偏下收入的家庭實行貼息、貼租的補貼方式，用購或租解決住房問題。另外，完善住房消費政策應建立“住宅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確與保護住房消費，“住宅法”中應明確中國的住房供應體系、住房社會保障體系、住房金融制度、住房消費制度、住房不同消費階段的標準及相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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