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的制度環境能使惡人為善，而壞的制度環境能使好人為惡。從這一點上來說，『闞治東們』是我國證券市場制度不完善、證券公司盈利模式單一的犧牲品。如果這種狀況得不到根本改變，那麼，闞治東不可能是證券公司高管被送上法庭的最後一人
2006年3月1日，在絕大多數人眼裡，是一個平常的日子，但對於南方證券原總裁闞治東來說，卻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就在這一天，闞治東再一次登上了從上海飛往深圳的航班。在最近10來年裡，這條航線對於闞治東來說，幾乎已經成了他的『生命線』，他在這條航線上積累的登機牌，疊起來就有半尺高。
但是，這一次的飛行對於闞治東來說卻是刻骨銘心的。他的身邊坐著的，不再是昔日談笑風生的金融大腕，而是來自深圳警方的兩位警察。他們密切注視著闞治東的一舉一動，闞治東在他人生接近一個甲子的時候，第一次嘗到了失去自由的苦澀滋味。
飛機很快就降落到了深圳黃田機場。闞治東已經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樣從容地步出機場了，一輛警車悄悄地駛近了飛機，闞治東直接從機場被帶入深圳市公安局。
當警車從深圳的大街上飛馳而過的時候，闞治東也許會靜靜地看著車窗外的景色。那是他十分熟悉的街景，但他此時看在眼裡，似乎又顯出了幾分陌生……
逼上梁山的『猛人』
在今天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有幾人識得闞治東？
但是，如果提起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史，闞治東卻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許多證券史書上都把上海西康路101號作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證券市場的起點。確實，在那裡，發行了改革開放後第一只股票——延中實業股票；而且，中國股市的二級市場也從那裡起步——史書上津津樂道的美國華爾街金融巨子凡爾霖在上世紀80年代到訪中國，他在那裡得到了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贈送的一張小飛樂股票並成功地過了戶，西康路101號由此而載入史冊。
然而，許多人忽略了，當時的西康路101號，其負責人就是闞治東。他當時的職務是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資公司證券部經理。當時還只有30多歲的闞治東，正是從這裡起步，邁向他的證券生涯。如果把時間回溯到他更年輕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在『文革』中讀完中學後，到了北大荒插隊，在他的同行者中，有一位長眠在那裡的知青，他的名字叫——金訓華。
闞治東與他的同事們一起，在那個貌不驚人的證券部裡，從異地國庫券經營起家，一點一滴地做大了證券部的家業，闞治東本人也贏得了上級領導的信任。1990年，當上海工商銀行決定組建申銀證券公司的時候，闞治東便成了總經理的不二人選。
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證券市場，還處於草創時期，但上海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其證券市場的發展已經令全國矚目，申銀、萬國、海通『三駕馬車』的激烈競爭，尤其是申銀和萬國的『拳來腳去』，推動著上海的證券市場不斷地出演有聲有色的活劇。
今天的闞治東，有一個『猛人』
的外號，這大概是指他在市場上作風老辣吧。但是，熟悉闞治東的人卻都對這個稱號不以為然，在他們的印象裡，闞治東是一個十分溫和的人，他並不是一個十分喜歡與人拼斗的人。在當時與萬國的拼搶中，申銀差不多與萬國打了個平手，但申銀更多的是憑借它背靠工商銀行的背景，不像萬國那樣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出來的天下。
如果說當時的上海證券市場確實有『猛人』的話，那麼，更適合這個稱號的無疑應該是萬國的總裁管金生。當時，管金生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蓋過了闞治東。但是，管金生的結局大家都已經知道，發生在11年前的那一場國債期貨風潮，使他的『猛人』生涯戛然而止，並且連帶著終結了上海證交所的開業者尉文淵的證券生涯。萬國也不得不與申銀合並，闞治東意外地收到了一個『大紅包』。
但是，雖然此時的闞治東成了上海證券界的第一號人物，但他已經不可能駕馭自己的命運。1996年，上海、深圳兩地為了爭奪中國證券市場『龍頭老大』地位，展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爭奪，兩地政府用足了各自手下可以利用的資源。申銀萬國證券公司作為上海市地方所屬的證券機構，義不容辭地承擔了托市的重任。在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的資金支持下，由申銀萬國炒作的陸家嘴股票出現了猛烈的昇漲。不過，今天回過頭來看，陸家嘴當年出現的漲幅與我們在本世紀初見到的一些所謂莊股，其氣勢還是差了一大截。
雖然其時《證券法》還沒有制訂頒行，但闞治東作為一個在證券市場裡浸淫多年的人，其實深知這種做法的危險性。因此，一開始他嚴格地控制著這種狂熱的炒作，要求工作人員每天拉昇兩毛錢的價格就歇手。但他的這種做法引起了有關領導的不滿，送給了他一個『闞二毛』的外號，揶揄之情溢於言表。因此，闞治東如果算得上是一個『猛人』的話，也只能算是一個被逼上梁山的『猛人』。
但即使如此，闞治東終於為這股炒作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隨著狂熱炒作風潮得到扼制，闞治東也被免去了申銀萬國總裁的職務。其時離他坐上這個寶座還不到一年。
水源枯竭的『救火隊長』
闞治東離開了申銀萬國。我們現在已不可能知道他在那個時候的心情，反正，他從上海消失了。
兩年以後，人們忽然發現，闞治東已經離開上海，出現在深圳，此時他的職務是深圳市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當上海淡忘了闞治東的時候，深圳方面想到了他，並對他委以重任。深圳方面是有責任這樣做的，因為，1996年的那一場風波是深圳方面挑起的頭，並且延及上海。而風波過後的深圳，已經把重點放到了開創風險投資上，他們期望以此來佔據資本市場新的制高點。
風險投資對闞治東來說，其實是一個陌生的行業。但闞治東有名人效應，在市場上有號召力，也許這正是深圳方面延請他的一個重要因素。此時的闞治東，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職業經理人，他得到了當時國內幾乎是最好的打工環境，他沒有辜負深圳方面的知遇之恩，深創投創建的前4個月，就有了2012萬元的利潤；接下來的1年裡，又賺到了將近1億，闞治東本人也成為2000年度國內13位『中國最活躍風險投資人』之一。
闞治東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讓深創投旗開得勝，其實靠的還是他的老本行，他利用閑置資金進行國債買賣、新股認購和委托理財。很多業界人士因此懷疑，闞治東做的是正宗地道的風險投資嗎？
對此，闞治東自有他的說法。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過：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國外的財團可以承受3-5年不賺錢或虧損，但中國的股東不行。以深創投來說，如果7個億的實收資本金放在銀行不動，那麼從1999年8月26日成立到該年底，可以有200萬元的利息，但同期的各項費用支出為270萬，這已經是很省很省了。那麼當年就要虧損70萬元。第二年，虧損可能就要高達800多萬。如果是這樣一個公司，員工還願意來這裡工作並一直呆下去嗎？股東每年這樣虧下去，不要說5年了，3年好了，越虧越多，增資擴股時還有誰肯再掏腰包嗎？
闞治東的這種說法是有他的道理的，如果他能沿著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也許今天他的局面又是一個樣子了。但是，也許正因為他在深創投取得的這番佳績，使他再一次走上了證券市場的前沿。2002年，當位於深圳的南方證券陷於四面楚歌的危機中時，闞治東臨危受命，離開了他一手搞大的深創投，出任南方證券總裁。
此時的闞治東，被人們寄予了多麼大的期望啊！在他之前，他的老友，原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劉波是這家證券公司的老總，由於連年的經營虧損，公司已經難以為繼。闞治東被當作『救火隊長』，推到了市場的前臺，但是，他卻是一位水源枯竭的『救火隊長』，有關部門也許是認為闞治東的號召力足以扭轉大局，因此沒有給他一分錢資金。
我們不知道闞治東在接受這項任命時有什麼樣的想法，是出於報答深圳的知遇之恩？是出於實現自己當年在申銀萬國沒有實現的宏圖大願？抑或是出於看到朋友落難幫上一把的豪俠之氣？
早年的南方證券，犯下了當時證券公司可能犯下的通病，在非證券類投資業務上出現了許多壞賬，但公司遠未病入膏肓。劉波出任南方證券總裁後，南方證券似乎在一夜之間找到了二級市場的感覺，不但迅速擴大了自營規模，還大規模地推出資產管理業務。而其凶悍的做莊風格更是令同行望塵莫及，南方證券的資產業務也似乎開始好轉，國內形形色色的機構紛紛把資金投入到南方進行委托理財，公司也在2001年借機進行了增資擴股。
但是，中國股市再一次來到的漫漫熊市，使南方證券賺來的錢一剎那間成了鏡中月、水中花。在找不到新的盈利模式的迷茫中，南方證券不得不企望靠操縱證券交易價格來做高股價，挽回巨額虧損，最終越陷越深。當闞治東滿懷豪情進入南方證券的時候，他遇到的迎面一擊便是各大機構紛紛要求撤回他們在南方證券的委托理財資金，但是，這些資金都已在二級市場套住，闞治東頓時感到了捉襟見肘的困窘。
留給闞治東的時間實在太少。此時，市場行情十分低迷，闞治東已不可能像他前幾年在深創投時那樣依靠證券投資來挽回南方的敗局。據有關媒體報道，他不得采用『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來應付機構的撤資要求，大量挪用客戶保證金來填補他的前任留下的窟窿，最終造成了更大的窟窿。
1年以後，闞治東被免去南方證券總裁職務，這一次他是真正地淡出江湖了。經過了兩年多的清理整頓，南方證券最終被關閉。
成也深圳，敗也深圳。那短暫的1年南方證券的經歷，使闞治東的人生命運從此改寫。
一代人命運的殘酷寫照
闞治東離開南方證券以後，盡管市場紛傳他將出任世紀證券總裁，但並沒有成為現實。最終，他回到了上海，可是上海已經沒有了他的舞臺。
當他被深圳市警方逮捕的時候，他只能匆匆地給他的夫人留下了一張紙條，兩天以後，相濡以沫的老愛人給他送去了換洗衣服。
從20年前在上海西康路起步，闞治東在中國證券市場上已經有20年的歷史，可以稱為『元老級』的人物。他最終以這種方式在自己人生黃金時期在證券市場謝幕，這實在讓人扼腕嘆息。
闞治東的被捕，使中國證券市場第一代人的傳奇故事徹底畫上了句號。今天我們回顧那一代人的故事，我們不能不承認，那是一段鼓舞人心的時期，也是一段讓人備感苦澀的時期。闞治東的人生起伏，正是那一代人命運的殘酷寫照。
議論闞治東，我們應該把原上海證交所尉文淵放在一起與他進行一番比量。尉文淵在1995年因對國債期貨『3·27』事件負有領導責任而離職，但他此後堅決退出了證券領域，為此謝絕了多家機構的邀請。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起尉文淵了，但是他至少還是自由的。
議論闞治東，我們還應該把當年與他進行過激烈較量的管金生放在一起與他進行一番比量。管金生因『3·27』事件而鋃鐺入獄，如今正保外就醫在家賦閑，心靜如水。今天的我們，在議論『3·27』事件時，會出現一些為他鳴不平的言論，確實，同樣是重大違規機構，萬國當時的對手中經開卻平安無事，盡管這家機構以後因為別的事情而被關閉。但是，即使管金生逃過了那一劫，以中國證券市場在其後展示出的殘酷性來說，管金生能夠保持到今天還平安無事嗎？
議論闞治東，我們還應該把當年與萬國和申銀齊名的海通證券總裁湯仁榮放在一起與他進行一番比量。在當年的『三駕馬車』中，湯仁榮轄下的海通略輸萬國與申銀一籌，此後海通昇格為全國性公司，湯仁榮因級別不夠而降為副總，悶悶不樂的他為此而離開了海通，此後也淡出了證券市場，成為一家房地產公司的老總。在這幾年的房市牛市中，湯仁榮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一位成功者。試想一下，如果湯仁榮沒有當年的不愉快，能有今天的愉快嗎？
股市是『一架毀人的機器』？
我們沒有必要為闞治東鳴冤叫屈，作為一個在市場摸爬滾打多年的『老證券』，他應該知道這個市場的水深水淺。但是，這樣的比對一番，我們卻發現一個讓人尷尬的事實，這就是：在證券市場上，也許什麼也不做，比做更好。回頭看看，那些當年風光一時的證券公司，如今在哪裡？而那些一直默默無聞的公司，如今好像都活得好好的。
這樣一來，就牽出了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中國證券市場為什麼成了『一架毀人的機器』？它到底在什麼地方出現了問題？
常言說得好，好的制度環境能使惡人為善，而壞的制度環境能使好人為惡。長久以來，由於證券市場發展的不完善，證券公司的盈利來源主要限於經紀、投行、委托理財和自營等業務，這些業務與行情的漲落有很大關系：當行情高漲的時候，他們的日子會很好過；但當熊市來臨，他們的境遇便每況愈下，以至證券商自嘲是『靠天吃飯的農民』。因此，當闞治東在深創投借著牛市行情而賺到大錢的時候，他被視為『英雄』；而當市場轉為熊市的時候，他在南方證券自然只能陷入回天乏術的絕境。從這一點上來說，闞治東，以及和他同時被捕的另外兩位總裁也是我國證券市場制度不完善、證券公司盈利模式單一的受害者。
而如果這種狀況得不到根本的改變，那麼，闞治東不可能是證券公司高管因經營不善而被送上法庭的最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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