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5日,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多功能廳，楊帆、張維迎兩個素來被認爲是水火不容的學者，坐到一起反思改革。一場有趣但不好玩的辯論由此展開：
楊帆強調，“以後的改革要通過人大先立法，要公衆討論、民意測驗。”而張維迎則認爲，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談得上補償。”張維迎堅持認爲，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幹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他強調，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羣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
老實說，對於張維迎先生的觀點我深感詫異。“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學術觀點當然不必投票，只要圈中三五頂級高手認可就行，但如果是提出一個公共政策，或者發表的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宏論，如果不投票，焉知觀點能否得到大衆的接受？精英們認爲正確的觀點，有時在公衆看來如閉門造車，禁不住常識的一擊。再說，一項政策若無民意的支持,還會憑空提高執行成本。受過西方經濟學薰陶的張教授不會意不及此吧。
如此場景似曾相識。在郎顧之爭中，張維迎先生甩下一句“我不與可恥的人爭論”的名言便拂袖而去。之後，顧雛軍倒下，張維迎先生又丟下一句“我和他不熟”遮掩窘態。儘管語境不同，那中間貫穿的東西是一脈相承的，在不必爭論、無須爭論之後，是對自身能力的極端肯定。
可惜,沒有誰能假定自己的觀點，能正確到無須傾聽他人說話的地步。
精英們的霸權結論給公衆一個冰冷的後背。然而，這還僅僅是個序幕。張維迎先生認爲，“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如果這個前提成立，那麼,顯然，不改革更能尊重既得利益者，因爲改革本身就是一個讓既得利益者放棄特權和由此帶來的相關利益，讓社會逐漸走向公平、公正和高效率的過程。
當然,細看之下，張維迎先生的結論也毫不奇怪。因爲，他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幹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
我對這一結論百思不得其解。一個合理的解釋是：改革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機會與起點均等打通所有人的上升通道，減少既得利益者的因權力等因素所帶來的收益，而普通大衆則會因此而成爲主要受益方——當然只是理論上的。問題在於,如果既得利益者憑藉公權力謀私,獲得的利益是否合法？如果既得利益者所獲得的利益，相當一部分通過機會與起點的不平等掠奪而來,那麼，一個好的改革結果只能是：大衆的還給大衆。這就意味着,讓既得利益者放棄一部分不當得利,讓工人、農民得到一些被剝奪的利益，怎麼就能得出領導幹部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結論來呢？
精英們的理論讓人似乎越來越看不懂了。當然,看不懂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依照精英的建議設計改革方案。試想,倘若把尊重既得利益作爲改革的前提，補償現有利益羣體以達到推進改革的目的，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貧富差距將繼續增大，埋下巨大隱患。今年2月5日，國家發改委發佈的一份報告稱，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達到合理值的上限——這還是在各種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難以準確估計的情況下做出的。歷史證明,由於分配不公加大貧富差距而引發的社會矛盾的總爆發,恰是最容易葬送改革的。
其次,改革成爲既得利益者享受“補償”的盛宴，在狂歡中，改革的真正目的將被人遺忘。依張維迎先生的邏輯,既然領導幹部是相對利益受損者，自然應該動用社會資源加以補償。問題在於,如果張維迎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平頭百姓,他是否有無私奉獻且毫無牴觸情緒的雅量呢？一旦公衆反彈，改革將走向何方？
“如果你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那麼你就會懂得經濟學當中許多重要的原理”，舒爾茨的話,總理讀懂了，經濟學家卻沒有弄明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