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不起，最近總是罵你。”
“罵得好，罵得好。”
2月25日，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多功能廳，楊帆、張維迎兩個素來被認爲是水火不容的學者坐到了一起。儘管兩人均不承認自己在學術上的“左”或“右”，但在許多人眼中，楊帆和張維迎分別是經濟學界“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人物。吸引他們走到一起的話題是“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
研討開始前戲劇性的一幕，爲這場研討會奠定了基調。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感慨地說，眼下學術界也分裂，已經分到不能坐在一起討論問題的程度。“這與我愛說話、愛罵人有關。我個性的毛病，一定改。我們有歷史責任，應該好好地坐下來討論問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則強調：“改革要在理性思考的環境下往前走”。
參加當天研討會的還有曾聲稱“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曾撰文稱“改革共識已基本破裂”的社會學家孫立平，及多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都在研討會上發言。
不久前，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呼籲，“自由而切實的學術討論，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前提”。而2月25日清華經濟管理學院組織的這場研討，顯然試圖讓更多的學者參與進來，並努力使中國改革的第三輪大討論更富理性與建設性。
2004年由國企改革引發的爭論，到2005年已經演變爲對改革方向與路徑的全面思索。正如吳敬璉所說，改革進入了第三輪大討論的階段。在這場討論中，針對醫改、教改、房改等出現的問題，有人開始質疑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還有人提出改革可以先放一放，理清思路再走。也有人指出改革中的問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
對此，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指出，否定改革的人對改革的反思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化。他們採用的是一種對某種正當利益荒謬式的表達。一些“左”派知識分子，進一步加強這樣的傾向，基於利益分配的不滿，導致對改革的否定。另一方面堅持改革派也帶有意識形態色彩。他們把對改革的反思及不同意見統統理解爲否定改革。這就否定了對正當利益要求的正當呼聲。
“這次爭論很大程度是基於利益的分歧。再用意識形態，如改革攻堅等已不能化解矛盾。改革反思中必須破解意識形態的迷霧。”孫立平說。
他認爲，一方面對改革的反思不能導致對改革方向的否定，因爲改革正使中國逐步匯入世界主流文明。另一方面，改革中的一些失誤並不是偶然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扭曲政策的能力已經形成，無論是“左”一點還是“右”一點的政策，最後執行的結果是一樣的。目前扭曲改革的力量已不只在實施環節，扭曲機制開始進入政策制定層面。
楊帆強調，重大改革必須預見後果，並且要對改革的後果負責。“以後的改革要通過人大先立法，要公衆討論、民意測驗。”
而張維迎則認爲，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談得上補償。”他說，現在對一些改革的討論，亂七八糟。比如醫療問題，是由價格體制扭曲等原因造成的，但現在變成了對醫務人員道德問題的反思。
張維迎指出，權利部門操縱改革不是新現象。上層改革積極性高，中層就努力扭曲。政府支出佔GDP越高，基尼係數越高，這說明，政府的轉移支付沒有解決問題。他建議社會學家算算權力的基尼係數，再考慮什麼人受損、什麼人受益的問題。
他強調，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羣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比如說以前實行的工人退休，子女接班的政策，就是一種補償。儘管與會許多人反對，但張維迎堅持認爲，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幹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
但丁學良當即提出質疑，“過度持續地補償既得利益羣體會帶來持續的負效應，這一點在菲律賓等國家看得很清楚。”
針對引發人們普遍不滿的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學者們認爲，不能把這一問題簡單化。張維迎舉例分析，目前高級勞動力市場已經全球化了。企業高管動輒年薪百萬元。而普通勞動力市場則沒有與國際接軌。如果簡單地把高級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壓下來，人就跑光了。而把低工資擡上去幾倍，企業又垮了。
這場研討的牽線人——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則認爲，發展中的根本問題，一個是內需不足，一個是產能過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讓更多的人搭上經濟高速發展的火車。“不能只是簡單分配一下，這將適得其反，不利於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根本矛盾。因爲目前高收入的人反而消費，低收入的人則不敢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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