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上看到地產大佬任志強又一次發表驚人宏論:中國有“窮人區”和“富人區”很正常。(《中國青年報》2月20日)任老闆很有氣派,近兩年來常有驚人之語充斥街巷,不過很多是市井商人牟利的狂言,不論炒作也好,心裏話也罷,說說也無妨。但這次的言論讀起來卻頗爲費解,不論是不是炒作,至少在筆者看來,它也有政治不正確的嫌疑。正如在美國直呼黑人“黑鬼”要受到懲罰,因爲它暗含了種族歧視問題一樣,這次地產大佬的狂言也有着明顯歧視之嫌。
如果說,任志強前期的“暴利論”以及“只爲富人蓋房子”,折射出任老闆爲了商業利潤可以置很多道義原則於不顧,一切行動以利益和利潤的刺激爲指南,這也無可厚非,畢竟逐利是商人的本性。一個人爲了追求利益達到這個程度,也就不好再多說什麼了,畢竟他很坦率。
然而這回卻不同了,這已經不是利益問題了,而是任大佬冒險挑釁人類良知的底線。這完全可以看作是以任老闆爲代表的一批人,對公衆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公開試探。如果得逞,那麼人類經過啓蒙運動以來形成的有關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完全變成了弱不禁風紙糊的城堡。這樣一來,問題就嚴重多了。如果我們把所有維持社會和諧與秩序的理念完全拋掉,那麼人類將如霍布斯的“叢林原則”一樣,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於任志強崇尚的“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筆者無需多費口舌。問題是,爲什麼總有這樣一些精英人物,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挑釁人類良知,這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他們已經嚴重地影響了中國改革的各項政策的制定,進而開始嘗試改變整個社會的道德規則;第二,中國缺少對這些精英的有效制衡機制,他們可以爲所欲爲,這必然導致權力責任的不對稱現象,致使我們的各項政策出現空洞效應,對不同的人羣實行不同的標準。一旦擁有知識、權力、資本,就相應地擁有了各種特權。這種情況已經成爲當下社會中的暗流,有導致社會出現大範圍失範的風險。
如果任由這種強者邏輯繼續,試想某一天,是否會出現某大佬義正詞嚴地提倡“隔離政策”,並組織人去論證它的合理性。
想想最近幾年經常出現“文明覆闢”的現象,就知道它的確值得反思。這幾年,一直有人在提所謂的城市“准入制”,試圖阻礙遷徙自由。今天,又有人提出“窮人區”與“富人區”的存在是合理的,毫無顧忌地試圖顛覆作爲社會首要價值的公平理念的存在,這實在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反觀當下中國社會中的“窮人”,其構成大多是工人(下崗)、農民(失地),是什麼造成他們的貧困?如果整個社會對這種“文明覆闢”現象一味採取綏靖政策,真不知道我們還能拿什麼標準來衡量我們的社會進步?
在整個社會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今天,黨和政府正在積極想辦法,盡最大努力,最大程度地縮小貧富分化的嚴峻現實。此時,公然支持“窮人區”、“富人區”存在的合理性,顯然與社會的公平正義相悖。
就筆者所知,微軟總裁比爾·蓋茨的財富應該比我們任老闆多吧(更何況還是國有資產),不知蓋茨先生是否在美國也倡議成立“窮人區”和“富人區”?我們的經濟精英們,已經將自己的社會責任忘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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