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工頭，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當城市發展需要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而農村剩餘勞動力迫切需要進城找工作之時，包工頭作為一種滿足供求雙方需求的職業介紹，應運而生。在不少人印象中，包工頭常常被視為靠榨取農民工血汗而發家致富的『剝削者』。但近年也有言論認為，『包工頭』並非拖欠民工工資的『罪魁禍首』，只是欠薪鏈條上的一個環節，而非源頭。
不能否認的是『包工頭』目前仍然是建築勞務市場上被投訴的熱點和欠薪主體之一的事實。建設部決定用3年的時間，在全國建立基本規范的建築勞務分包制度。『包工頭』將被『勞工代表』所代替。
建築工人轉變成包工頭
站在北苑一處商品樓工地裡的『包工頭』李建海(化名)，頭上帶著黃色的安全帽，身上穿著一件已經過時的棉夾克，嘴裡叼著煙，正在指揮一群工人搭架樓板。見到有人來找，就放下手中的活跑了過來。
在工地的臨時辦公室裡，李建海告訴記者，1980年，作為四川盧州某建設兵團的一名工程兵，應北京地鐵建設需要隨兵團入京。1984年建設部頒布了《關於改革建築業和基本建設管理體制若乾問題的暫行規定》，提出建立工程總承包企業的設想，確定了建築業管理層和勞務層分離的基本模式。同時引入了工程施工競爭機制，工程項目實行公開招標投標。當時已經成為北京城建集團一名正式工人的李建海，發現自己所在單位除必需的技術骨乾外，原則上已經不再招收固定職工。而身邊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工充當的『臨時建築工人』。周圍以前的老同事也已經悄然發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和以前一樣，繼續正常地工作。而另一些頭腦靈活的人開始當上『小頭頭』，平日裡也不在單位，就領著幾個人，到處找一些小工程來做。
1986年，李建海在朋友的幫忙下也攬到了第一個項目，為一家建築公司的工程安裝門窗。7月份他專程回到老家，招了七八個懂木工活的老鄉，帶到北京開工。小包工頭的生涯開始了。
農民工的經紀人
早期，李建海帶領的施工隊進行的工程還只是『清包』。包工不包料，進行的只是一些項目部分的建設工作，相對利潤較低。跟隨他的建築工人也是時少時多，大部分是自己的老鄉。工人最多有大約70多個，而最少的時候卻只有10來個工人。到了沒活的時候，說聲人就全散伙了，基本上是一個工程一撥人。
按照李建海的說法，找老鄉乾活的好處很多，一是比較容易交流，一起說家鄉話，中間的隔閡自然就減少了很多；二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比較容易指揮，而且出什麼亂子老鄉還可以幫忙應付下；三是工資也可以拖久點，畢竟老鄉還要考慮面子問題。因為經常帶人出來乾工程，李建海在家鄉也算是個『名人』。自己給鄉親介紹了工作，可以說是他們的領路人。有些自己帶出來的人，也慢慢變成了包工頭。
1987年，原國家計委等五部委聯合頒發《關於批准第一批推廣魯布革工程管理經驗試點企業有關問題的通知》，確立了施工管理體制改革的總目標，即有步驟地調整改組施工企業，逐步建立以智力密集型的工程總承包公司 集團 為『龍頭』，以專業施工企業和農村建築隊為依托，全民與集體、總包與分包、前方與後方分工協作，互為補充，具有中國特色的工程建設企業組織結構。
包工頭群體也逐漸有了分化，有的包工頭手裡的活多的乾不完，有的包工頭卻要『閑死』，有的包工頭既自己做工程，也往外『轉包』。轉包一個工程不費力，動動嘴、跑跑腿就賺個幾萬塊，能做到這樣的包工頭可以算是這行裡的『大腕』。
市場不規范造成『畸形』產物
1992年，在廣州做包工頭起家的朱孟依在香港成立了合生創展；嚴介和從一個包工頭起家，在1995年注冊了太平洋工程公司等等。昔日的包工頭成為了今日的富豪，也使得『包工頭』這個詞成為財富迅速聚積的代名詞。
如何找『中間人』，成為包工頭的『頭等大事』。這決定了包工頭能否『包』到工程。『中間人』，也是掌管一個工程項目的負責人。這些人手裡有活也有人，但是由於歸屬於正規的建築公司，一個工程項目下來能落到自己手裡的錢非常有限，所以這些『中間人』通常在選擇分包(也就是小的包工頭)和供應建築材料的公司上，選擇一些可靠的而且回扣高的公司來合作。
與此同時，農民進城務工人數也在暴漲。勞動力市場開始變得供過於求。有些開發商將工程一部分或者全部發包給一個或者幾個建築公司，而建築公司又將工程轉包給多個體包工頭，所以一個大型項目會同時有10幾個包工隊在一起施工，而這些個體包工隊一般全是掛靠在一些大的建築公司下面，只是每年繳納一定數目的管理費，沒有實質性的管轄權。於是建築單位拖欠工錢，包工頭克扣或者拖欠農民工的工資的現象多了起來。而包工頭和農民工打架、農民工集體上訪的新聞也開始鋪天蓋地出現在各大報紙頭版，特別到了年末，這更成了熱門的輿論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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