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評價結果之二
(一)四大直轄市
上海法制健全、產權保護得力、中介服務發達,社會誠信基礎好,對企業發展非常有利。北京作爲全國的政治、文化、科技、信息中心以及經濟決策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在金融生態環境的諸多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天津加快不良貸款處置、建立銀企信息交流平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採行,對全面推進金融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重慶作爲新設立的直轄市,更多表現出中西部城市共有的特徵
1、上海
上海作爲中國的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和聞名世界的國際化大都市,在金融生態環境的各個維度上大都名列前茅。上海法制健全、產權保護得力、中介服務發達,社會誠信基礎好,對企業發展非常有利。作爲全國經濟、金融中心,上海市政府財力雄厚,政府經濟、金融行爲相對規範,政府審批和管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緊密,金融生態環境中的各要素形成良性互動。但是,與浙江等地區相比較,政府對經濟和金融的主導性較強,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部門的獨立性和企業自主創造性。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以個人聯合徵信系統、企業徵信系統、中小企業徵信體系爲主體的上海金融系統的信用體系日趨完善,並已成爲當地良好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認爲,隨着現代服務業的迅速擴張,信用在經濟和金融發展中的作用將日益凸顯。就金融生態環境建設而言,信用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將有助於我們解決規模擴大與風險累積這對始終困擾金融部門的基本矛盾。
從發展前景來看,以居民戶爲主的零售業務和以中小企業爲主的公司業務將構成我國金融業未來發展的主要內容和方向。然而,儘管國家對這兩大領域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發展已經強調多年,並也提供了多方面的優惠政策,它們的發展依然不甚理想,其中,信息不對稱(金融部門對客戶的“情況不明”)是最主要的障礙。建立高效率的個人徵信體系將有助於解決這一問題,因爲,各銀行通過聯合徵信平臺,可以對居民戶的資信紀錄和金融交易活動一目瞭然,從而大大降低了信息的收集、甄別、處理成本,提高管理風險的效率。以個人房貸爲例,第幾套房已經成爲商業銀行判斷風險,確定房貸利率和首付率的重要指標,而這一信息,惟有在個人徵信體系中才能獲得。
中小企業融資難這個“老大難”問題,也有望通過建立和完善信用體系加以解決。這同樣是因爲:迄今爲止,使得中小企業得不到有效貸款支持的障礙也主要存在於信息不對稱的現狀之中,而從資信評級入手建立中小企業徵信體系,配之以銀行同業公會的逃廢債“黑名單”制度,以及政府司法部門和其他監管部門的制裁和懲罰,我們可望爲解決這一問題提供堅實的信息基礎。
2、北京
北京作爲中國的首都,作爲全國的政治、文化、科技、信息中心以及經濟決策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在金融生態環境的諸多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特別是,中介服務發展充分、社會保障健全、以及其他城市所無法比擬的人文環境,構成了良好的社會誠信文化的基礎。
但是,與上海相比較,北京的經濟、金融的市場化程度略低,政府對經濟、金融活動的主導力較強,企業的競爭力的軟因素(企業治理、文化、誠信)不強。
3、天津
天津作爲京津大都市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城市,具有極佳的經濟區位與政治文化區位優勢。近年來,天津金融外部環境明顯改善。加快不良貸款處置、建立銀企信息交流平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採行,對全面推進天津金融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天津司法部門不斷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惡意逃廢銀行債務、金融詐騙等違法犯罪行業,社會信用環境也明顯改善。此外,天津市中介服務體系也已形成一定規模,爲金融活動提供了有效的會計審計、法律服務、資產評估、融資擔保等各類中介服務。天津的徵信業基礎建設已基本完成,爲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然而,在轉變政府職能、法治環境改善和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等方面,天津均還有進一步努力的餘地。
4、重慶
重慶作爲新設立的直轄市,更多表現出中西部城市共有的特徵,即政府對經濟干預較多、地方金融部門獨立性不強、地區法治環境有待改善、社會誠信文化有待加強等。
(二)中西部城市
在50個大中城市金融生態相對指數排名中,中西部城市排名相對靠後。這些城市的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地區金融部門獨立性不強,金融違規情況比較嚴重
在50個大中城市金融生態相對指數排名中,中西部城市排名相對靠後(合肥19,成都24,重慶29,長沙32,呼和浩特33,武漢34,蕪湖37,昆明38,南昌39,鄭州40,西安44)。這說明,這些城市的金融生態環境亟待改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政府幹預經濟較多,地方保護主義傾向較嚴重;
2、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沉重,反映出地區金融部門獨立性不強;
3、法治建設相對滯後,特別是產權保護意識薄弱、執法難問題突出;
4、社會誠信文化較薄弱(某些事件,如假冒僞劣、亂集資、艾滋病等對某些地區的整體誠信形象帶來了不良影響);
5、金融違規比較嚴重。
(三)華南經濟區城市
華南經濟區各城市作爲率先經濟開放地區的城市,在金融生態方面並沒有表現出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稱的位勢。該地區法治環境欠佳,金融債權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法律保護,破壞了金融資本的正常循環。
相較長江三角洲和閩南經濟區,華南經濟區各城市作爲率先經濟開放地區的城市,在金融生態方面並沒有表現出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稱的位勢。在50個大中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相對指數排名中,華南經濟區城市排名並不理想(東莞12,廣州16,珠海27,佛山29,中山35,惠州47)。金融生態環境欠佳,導致廣東金融格局“大”而不“強”。
該地區各城市金融生態環境呈現以下特點:
1、雖然經濟基礎因素較強,但地方政府在經濟生活中影響力很大。具體說,地方政府表現出較明顯的“法團化(local state corporatism)”傾向;我們從這個地區近年來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可以一窺端倪。廣信破產、廣發行的財務危機、“郎顧之爭”之中所反映出的國有資產轉移過程的種種問題等等,都表明該地區法治環境和社會誠信基礎尚欠完善。
2、區域信用體系建設滯後也導致了金融資源配置結構的扭曲。目前,該地區社會信用體系各個環節相互整合不夠,社會信用信息廣泛分佈於金融、工商、稅務、質檢、海關、外經貿、技術監督、法院等部門和機構中,尚未建成統一的信息處理和查詢系統,而一些不法中介機構爲謀取私利,不惜出具假審計報告和驗資報告,更致使整個社會信用水準下降和社會信用關係動搖,對金融機構正常經營和金融穩定造成嚴重不利影響。
3、區域法治環境欠佳,金融債權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法律保護,破壞了金融資本的正常循環。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指出:華南地區是我國房地產業發展比較早的地區。由於爲房地產業正常發展所需要的法律基礎和制度環境尚不完善,使得當地的金融風險大多與房地產業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貸款結構來看,當地的債權擔保以不動產抵押爲主。由於抵押登記機構分散,登記手段落後,登記的時間長、收費高、透明度低,致使房地產重複抵押、重複登記現象時有發生,嚴重損害了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另外,由於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比較混亂,致使金融債權糾紛案件的訴訟和執行週期長、成本高、效果差。資料顯示,在2002~2003年,金融機構抵債資產的平均回收率只有50%。
(四)長江三角洲城市
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的金融生態比較優良,在50個大中城市金融生態相對指數排名中,除了上海名列前茅之外,浙江與蘇南地區各城市均排名前列。經濟快速增長、司法公正、重商主義的人文傳統支撐起良好的社會誠信文化
從整體上看,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的金融生態比較優良,在50個大中城市金融生態相對指數排名中,除了上海名列前茅之外,浙江與蘇南地區各城市均排名前列。經濟快速增長、司法公正、重商主義的人文傳統支撐起良好的社會誠信文化。從地區比較來看,浙江的金融生態整體上要優於江蘇,浙江與蘇南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是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因素。
2004年蘇州全年實現GDP僅次於上海、廣州、北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次於上海;進出口總額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僅次於深圳;全部工業產值達到9010.77億元,僅次於上海;實際吸引外資規模則超過上海、深圳,居全國各市之首。而與這些彰顯政績的高指標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許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經濟指標方面,如商品零售總額、儲蓄餘額、私車擁有量、人均住房面積等,蘇州甚至比不上西部一些經濟發展相對遲緩的城市。
在由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評出的“中國綜合實力百強城市排名”中,蘇州未能進入百強城市前十位,主要原因並不是其經濟實力不強,而是由於在教育、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得分都較低。
(五)閩南經濟區城市
福建省各地方政府在信用環境建設、金融債權維護和金融穩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信用環境和投資環境得到顯著改善。福建省金融生態呈現良好態勢,金融資產質量位居全國第五
由於歷史和地理原因,改革開放以前福建省幾乎沒有中央重大項目。改革開放以來,福建省大企業、大項目仍然不多,從各種渠道爭取的國家部委投資也很少。這一點與浙江頗爲相似,客觀上形成了“弱政府控制”的自組織市場經濟形式的試驗場。除銀行信貸資金投入發揮主渠道作用外,福建省資金來源的相當部分是外資和民間資金。加之歷史傳承的“重守信諾,公平交易”閩商傳統文化,奠定了紮實的金融生態環境基礎。
近年來,福建省各地方政府在信用環境建設、金融債權維護和金融穩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信用環境和投資環境得到顯著改善。福建省金融生態呈現良好態勢,金融資產質量列浙江、上海、北京、天津之後,位居全國第5。福州、廈門、泉州三個中心城市在全國50家大中型綜合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的排名中分別名列第21、14和15位。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增強了福建省對資金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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