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評價結果之一
作爲《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總報告)最引人關注一部分，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排名榜以及評價部分已於日前公佈。此前，本報已連續獨家刊出了該報告的部分重要內容，並開闢專欄，就金融生態與科學發展觀的相關問題做了大量的報道，在金融界、學界和地方政府中引起了廣泛關注。今天，本報全文發表該報告三部分核心內容，以饗讀者。
根據291個地級以上城市(包括其所轄縣)的金融統計數據，我們採用層次分析法對它們的金融資產質量進行了評估，形成了中國地區(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地級以上城市金融生態的現實表徵(第一層次指標)。
1、各省、市、自治區
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於金融資產質量有比較重要影響。各地金融資產質量狀況並不穩定，它們比較明顯地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爲了深入分析那些影響金融資產質量的比較穩定的因素，我們必須以金融資產質量的狀態爲基點，進一步探討造成金融資產質量差別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原因
表1歸納了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2003年和2004年的金融資產質量的評分、各年份的排名以及該排名在兩年之間的變化。根據表1的數據，我們繪製了圖1和圖2。
分析表和圖，有如下三個現象值得研究：其一，在這兩年中，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江蘇等省(市)始終排名前六位，而黑龍江、吉林、遼寧、海南、江西等省則始終排名後五位。這種狀況說明，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於金融資產質量有比較重要影響；其二，注意到雲南、貴州、廣西、甘肅、寧夏、新疆、內蒙古等經濟較相對落後的省、區的金融資產狀況始終處於中等偏上水平，而少數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的位次卻並不靠前，我們可以推斷：其他一些非經濟的因素，諸如法治環境等等，也對金融資產質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比較該兩年的排名次序可見：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共有19個的位次在兩年間發生了變化，變化面達到61%。這又說明,各地金融資產質量狀況並不穩定，它們比較明顯地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
上述三個現象的存在,印證了本報告第五節的分析：各地區金融資產質量是由多方面複雜因素造成的；正因其複雜，其狀況在年度間方纔呈現出較大的不穩定性。
更重要的是，這種現象進一步說明：爲了深入分析那些影響金融資產質量的比較穩定的因素，我們必須以金融資產質量的狀態爲基點，進一步探討造成金融資產質量差別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原因。
2、東部、中部和西部
相比其他兩個區域而言，中部地區各省的經濟增長率均有跳躍性提高且波動較大，並因此導致該區域各省經濟增長的單位波動率高於其他區域各省區
就東、中、西三大地帶來看，東部沿海地區(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1個省市)金融資產質量最高，西部(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12個省市)次之，而中部(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的金融資產質量明顯比東、西部差。注意到這個格局與三大地帶的經濟發展水平並不對應，本報告不斷陳述的這樣的觀點進一步得到了印證：經濟發展水平並非決定金融資產質量的唯一因素。
但是，進一步的研究顯示，經濟發展水平固然只對金融資產的質量產生了間接的影響，經濟發展的波動性卻形成影響我國地區金融風險的重要成因，同時也是構成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隨着經濟發展的波動性增大，金融生態系統中的體系性風險也會有一個顯著的擴大趨勢；其二，相對於單純的GDP增長率而言，用GDP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均方差之比表示的單位波動率的增長率對地區金融風險是一個更有力的解釋變量。
由此，我們可以對2003～2004年中部地區金融資產質量後退的原因做出解釋：在我們分析的這段時期中，相比其他兩個區域而言，中部地區各省的經濟增長率均有跳躍性提高且波動較大，並因此導致該區域各省經濟增長的單位波動率高於其他區域各省。
3、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經濟區
一直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其發展一直領先全國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雖然與長江三角洲地區不相上下，但其金融資產質量卻不僅顯著低於長江三角洲地區，而且低於環渤海經濟區。這一現象進一步說明，決定金融資產質量的因素是相當複雜的
我們的分析顯示：在中國最發達的三個沿海經濟區中，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金融資產質量顯著高於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區。這一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一直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其發展一直領先全國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雖然與長江三角洲地區不相上下，但其金融資產質量卻不僅顯著低於長江三角洲地區，而且低於環渤海經濟區。這一現象進一步說明，決定金融資產質量的因素是相當複雜的。
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區與其他兩大經濟區域以及長江三角洲地區內浙江和江蘇兩省的情況來看出這種複雜性。
先看珠江三角洲地區,如下三個原因導致其金融資產質量低下：其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廣東和海南受泡沫經濟、金融機構粗放經營、金融監管不力、社會信用環境不佳等衆多因素影響，金融風險問題比較嚴重，支付風險一度蔓延，成爲全國的高風險地區，嚴重地影響了金融業的穩定。其二，信用環境的建設相對滯後。資料顯示，上海、江蘇、浙江等地政府對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相當重視，近年來在社會徵信系統建設、打擊逃廢銀行債務以及建立信用擔保體系建設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到2002年末，江蘇省有各類信用擔保機構119家,註冊資金超過16億元，其中財政出資約5億元，財政全額出資和財政資金控股的擔保機構有104家。浙江省現有擔保機構133家,註冊資金近10億元，擔保機構註冊資金最高的達5150萬元，平均爲1223萬元。而廣東省僅有14家貸款擔保公司，佔全國1.7%，在全國位居倒數第二，僅居海南省之前。這種狀況與廣東經濟和金融總量在全國的地位極不相稱。其三,區域法治環境欠佳，金融債權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法律保護，破壞了金融資本的正常循環。從歷史原因分析，這種狀況與我國房地產業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珠江三角洲是我國房地產業發展比較早的地區。由於市場初建，爲房地產業正常發展所需要的法律基礎和制度環境幾乎是空白，這造成當地的金融風險大多與房地產業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貸款結構來看，當地的債權擔保以不動產抵押爲主。由於抵押登記機構分散，登記手段落後，登記的時間長、收費高、透明度低，致使房地產重複抵押、重複登記現象時有發生，嚴重損害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另外，由於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比較混亂，致使金融債權糾紛案件的訴訟和執行週期長、成本高、效果差。資料顯示，在2002～2003年，金融機構抵債資產的平均回收率只有50%。
再看長江三角洲地區內浙江與江蘇兩省的情況。我們的分析顯示：無論是做省際比較還是就城市層面比較，浙江省的金融資產質量都略高於江蘇省。究其原因，兩省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發揮了主導性作用。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指出，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與當地經濟市場化程度密切關聯，就此而論，浙江省以民營經濟爲主體的發展模式較之江蘇省以集體經濟爲主體的發展模式更容易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在江蘇地區,強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固然在一定時期促進了當地經濟快速發展，從而創造了經濟發展的“神話”，但也容易形成權力的資本化以及經濟發展對過強的政府管制的依賴,從而制約經濟發展的後勁。
4、內陸三大區域
西南、西北地區的金融資產質量與東部環渤海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差異並不明顯，這說明：經濟發展水平並非是不良資產形成的唯一因素。
在東北、西南和西北三大內陸區域中，東北老工業基地以資源型、重化工產業爲主導，長期以來以局部的經濟利益的犧牲承擔着國家執行非均衡區域發展戰略的成本，歷史包袱沉重。此外，在計劃經濟下逐漸成型的體制、機制以及文化心理等因素合成的“東北現象”，在該區域的金融領域同樣明顯。諸如重國有、輕民營，重行政手段配置、輕市場規則調配等等多方面因素同時存在,造成該地區不良資產比例遠高於全國其他地區。觀察圖5可以看到：西南、西北地區的金融資產質量與東部環渤海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差異並不明顯，這說明：經濟發展水平並非是不良資產形成的唯一因素。
5、城市規模的影響
儘管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但是，經濟發展水平對地區金融資產質量依然產生比較重要的影響。這一點從地區金融資產質量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係中也能觀察得到
從城市規模看(按城市人口劃分)，大、中型城市的資產質量明顯優於中小型城市。這表明：儘管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但是，經濟發展水平對地區金融資產質量依然產生比較重要的影響。這一點從地區金融資產質量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係中也能觀察得到。不過，在我們的分析中，單變量擬合的離差較大，這進一步說明：地區金融生態的確是個複雜的多維繫統。
6、資源稟賦的影響
在資源類城市之間，金融資產質量也存在明顯差別。總體來說，經濟週期影響程度、國家管制的鬆緊和國際市場的影響深度等，導致了這種差別的產生
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的一般特徵是：經濟結構單一和國有經濟佔絕對主導地位。
經濟結構單一，使得這些城市受經濟週期影響較大；而國有經濟的絕對主導，則造成這些城市不良資產比例較高且信用環境較差。資源型城市的金融資產質量較差的狀況，主要由歷史的和體制的原因造成。在國家壟斷資源的管理體制下,特別是在中央的非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下,在整個改革的推進過程中，由於資源價格被長期低估，這些城市事實上被課徵了某種形式的“資源稅”，而且，通過非市場的運行機制，這些隱形稅賦事實上貼補了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
但是，在資源類城市之間，金融資產質量也存在明顯差別。總體來說，經濟週期影響程度、國家管制的鬆緊和國際市場的影響深度等，導致了這種差別的產生。例如,有色金屬(銅陵、攀枝花、金昌(中國鎳都))、原油(克拉瑪依、東營)、鋼鐵等城市，由於其資源價格近年來受益於國內投資旺盛和國際市場價格持續大幅走高，其企業的經濟效益顯著改善，從而帶動了其金融資產質量上升。由圖8可見,在有色金屬、黑色冶金、原油、森工、煤炭等五個類別中，有色冶金城市資產質量最高，而森工型城市資產質量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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