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外資銀行入股中小型城市商業銀行蔚然成風,短短一個月內就突然冒出至少3家外資銀行成功地以較低價格購得城市性商業銀行較大比例股權。儘管這些交易表面看似風光,但實際上合作雙方心裏卻都還難免揣着各自的“小算盤”。
上個月,荷蘭最大的銀行荷蘭商業銀行ING會同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金融公司IFC對北京銀行(原名北京商業銀行)購入後者接近20%比例股權。這個月,澳大利亞最大的零售銀行澳大利亞聯邦銀行也以大約8000萬美元的價格購入杭州城市商業銀行19.9%股權。
無獨有偶,剛剛“吃下”北京銀行的IFC又在近期“放言”說接下來要把哈爾濱商業銀行也擁入懷中。如果不出意外,算上“哈爾濱”,IFC已經從1999年開始先後入股了上海、南京、西安和北京四地的城市商業銀行,IFC還同時持有位於所謂“第二梯隊”、規模小於“四大”的幾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其中包括興業銀行和民生銀行。
單從名氣上看,如今這些在中國大江南北購入各個中小型銀行的外資銀行都是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巨頭,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如此“花心”,願意對遍佈內地很多城市的各個中小型商業銀行都“情有獨鍾”呢?
一個比較易於理解的原因在於入股這些城市性商業銀行的代價或者說門檻較低,花一份錢購一個“大的”可以輕鬆地在此過程中轉變爲花一份錢多購幾個“小的”,而外資銀行在華投資,買的無非是“網絡”,多買幾個小的,一樣能夠得到較爲理想的服務網點覆蓋。
讓我們再把個中的道理說得明白一些吧。衆所周知,一家外資銀行如果想收購中國一家大型國有銀行的少量股份,那是需要付出高昂價格的。分析師們通常認爲,外資銀行花上10億美元甚至還買不到“四大”中任何一家5%的股份,也因此不太可能會獲得實際的管理控制權。
從這點上來看,尤其面對正在改革中卻又暗藏諸多風險的中國銀行業,恐怕上述設想在很多外資銀行的股東和公司董事會看來都是很難通過的。這也正是爲何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遲遲沒有敲定外資夥伴的主要原因之一。
入股規模中等甚至偏小的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在近期入股杭州城市商業銀行之前,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在去年就以區區1700萬美元收購了濟南市商業銀行11%的股份並取得一定程度的管理權。爲此,澳大利亞聯邦銀行還專門派出了一個由20名高級職員組成的小組來制訂業務的全面整頓計劃,澳方目前對此項交易深感滿意。
如果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和IFC或其他外資繼續在中國內地購入其他省份的城市性商業銀行,那麼不出幾年,這些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網點覆蓋實際上也能夠達到匯豐銀行花巨資入股交通銀行接近20%的股權,從而獲得依靠交行遍佈內地上百個網點爲匯豐客戶在華提供服務的類似效果。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外資銀行尤其在入股這些城市性商業銀行時較多地是把它們作爲自己在中國內地某一區域的“駐地”來看待,大多不希望這些“小銀行”以後會懷有“大夢想”,從而不易於外資銀行掌控甚至與當初入股的意願相悖。
對於那些還抱有“小小野心”的城市性商業銀行來說,找一個比自己規模大上好幾倍的外資銀行作爲夥伴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上海銀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上海銀行在中國100多家城市性商業銀行中位居前列,很多指標甚至達到中等規模股份制銀行標準。匯豐銀行最早入股上海銀行是看中上海獨特的金融地位以及潛在的本地客戶資源,匯豐還爲上海銀行提供技術支持,首次授權上海銀行在內地發行帶有HSBC標誌的信用卡,但這些合作很快就在匯豐與交行合作之後遭遇了諸多尷尬處境。
近期被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入股的杭州城市商業銀行在中國城市銀行的資產排名中位居第五,該行管理層一直以來都抱有在浙江省大有作爲的理想,如此力爭做大銀行規模,甚至擺脫城商行“帽子”的遠大理想是否與外資夥伴不謀而合,我們還拭目以待。
換言之,城市性商業銀行在選擇外資夥伴時不一定單純追求轟動效應,一些規模類似的外資中小型商業銀行實際上也能夠帶入很多先進管理經驗,相比之下,雙方談判和合作的氣氛也勢必會更和諧一些。
對於已經敲定大行作爲外資夥伴的城市性商業銀行更應該在合作過程中善於保護自己的利益,千萬不要因爲受讓了20%甚至更多的股權給外方,使得自己的銀行被別人的在華戰略或利益“牽着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