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白和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好於預期，積極財政政策不宜過早淡出，要使貨幣政策接替財政政策擔當主角，還有待於進一步創造相關的制度條件和解決好歷史遺留問題。

　　白和金在談到我國國內經濟形勢時說，今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總體上看好於早先的預期。在當前國際經濟處於艱難曲折地復蘇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表現可以說是相當出色的。從需求角度看，主要是兩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方面是國際經濟環境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初始的正

　　負面效應都比原先的估計要好，因而出口增長較快回昇，上半年出口增長比去年同期加快5.3個百分點，而進口衝擊尚不明顯，進口增長反比去年同期放慢3.6個百分點，利用外資增勢強勁。另一方面是由於國內需求繼續較快增長，尤其是投資需求增長加快，帶動了社會總需求擴大。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5%，比去年同期加快6.4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8.6%，名義增長率同比放慢1.7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4%，同比提高0.1個百分點。

　　白和金指出，社會總需求擴大使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動力有所增強，對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依賴程度有所減弱。今年按預算安排財政赤字率將由去年的2.6%上昇為3%，但建設性國債發行量只保持了前幾年的基數，仍為1500億元。建設性國債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2000年的9.44%的最高值下降為去年的7.96%，今年按預算安排進一步降到7.1%。可見，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並未加大，或者說相對有所減弱。

　　白和金認為，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經濟處於『調整型增長』階段的基本格局並未改變。宏觀經濟運行仍只是出現了重要轉機而非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雖有所增強但總體上仍顯不足，國際經濟復蘇也還存在許多障礙和不確定因素，如果過早過急地要求積極財政政策淡出或退出，很可能功虧一簣，甚至帶來經濟增長率明顯下滑，就業形勢更加嚴峻，財政收入上不去而用於保持社會穩定的支出壓力更大，赤字不減反增，結果得不償失。如果『淡出』的含義是指注意適度控制財政債務規模或不必再加大財政政策擴張性的絕對力度，即所謂『相對淡出』，那麼現在已經是這樣做，建設性國債規模只保持了前3年的基數，到期國債付息已打入財政支出預算盤子。從財政承受能力來看，盡管連續幾年發行建設性國債將會使未來需要償還的債務總量增加，但如果新發債規模適度，期限結構合理，今後5-10年的償債壓力不會比現在更大，可以避免因債務集中到期的積聚性還本付息壓力帶來支付困難。

　　對於有人主張加大貨幣政策的擴張力度以貨幣政策為主導來擴大有效需求，白和金認為，事實上，近幾年中央銀行幾乎用遍了所有能夠擴大需求的貨幣政策手段，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效果並不理想。主要原因在於，國有企業和金融體制改革尚不到位，金融機構背負著巨額不良資產，社會信用嚴重缺失，資本市場發育程度較低且很不規范。雖然市場需求已成為決定企業經營行為的主導因素，但企業適應和創造市場的能力仍然較弱，在大量競爭性領域要找到效益好、風險小的項目十分困難。在這種現實情況下，實質上具有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不能不要求『穩健』，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存在的問題也必然要制約著政策運用的效果，銀行存差還在不斷擴大。這表明，要使貨幣政策接替財政政策擔當主角，還有待於進一步創造相關的制度條件和解決好歷史遺留問題，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再者，雖然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同樣都是貨幣現象，但並不一定或純粹是由於銀根收緊或放松而引起的。因此基於現實條件，財政政策在一段時間內還須發揮主導作用。

　　白和金說，關於呼吁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意見中，有的是主張將重點轉向支出政策即減稅方面；有的是認為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國債投資項目財務效益低，可供選擇的好項目越來越少；有的是主張應著重啟動消費尤其是農民和低收入城鎮居民消費，而不是擴大投資；有的是認為國債投資會對民間資本產生『擠出效應』。這些看法和主張都有一定的道理，值得重視，但不足以否定現行積極財政政策繼續實行一段時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他分析，近幾年我國已采取和正在采取一減稅措施，如提高出口退稅率，減輕農村稅費負擔，對某些高新技術產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等，但要實行較大規模的普遍性減稅，不僅現實的財政收支平衡狀況承受不了，也難以收到促進結構調整和擴大有效需求的效果，反而可能使那些本應淘汰的落後過剩生產能力繼續生存。而把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放在支出政策方面，效果更直接，也比較有利於推進結構調整，同時積極創造條件實行體制性、結構性的減稅，如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等。重要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等屬於或具有較強公共物品性質的投資領域，本應由政府承擔主要投資責任，也是調整經濟結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需要的。對這類投資領域放寬民間投資的市場准入是必要的，有些地區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從現實情況看，民間投資願意並有能力承擔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還有限。必要的政府投資轉由國債資金來承擔，財政經常性收入就能加大對不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和支持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力度，這也有利於擴大消費。至於政府投資是否會擠出民間投資，要取決於當時的宏觀經濟平衡狀況。當總需求小於總供給、總投資小於總儲蓄時，既定價格下的產品和可貸資金均不能實現市場出清，生產能力閑置與銀行存差擴大並存，在這種條件下，以積極財政政策來擴大政府投資，使閑置的生產能力和儲蓄資金得到利用，不會引起或者不致於形成明顯的『擠出效應』。從我國近幾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效果來看，目前還缺乏有說服力的證據足以證明國債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了多少『擠出效應』，市場利率不昇反降，而對民間投資的帶動效應反倒明顯一些。

　　白和金認為，現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必要也有條件繼續實行一段時間，絕不是要誇大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和主張財政政策孤軍深入、獨木橕天，也絕不是主張將其長期化。在『調整型增長』階段，在保持適度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穩定性的同時，必須抓緊時機加快改革攻堅和結構調整的步伐，爭取盡快減少和擺脫對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依賴。就積極的財政政策而言，不但要根據需要和可能把握好力度，也要注意及時改進政策運用方式和調整著力重點，並及早謀劃和適時推出替代手段。從這種意義上來理解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纔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