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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名顯赫的安然公司竟然與世界最大的會計師行安達信聯合造假,虛構利潤6億美元騙取投資者的信任,直到債務危機無法維持時他們的伎倆纔告破產;曾經創造了電信行業並購神話(360億美元以小吃大吞進MCI)的世界電訊公司經過一個簡單的成本換利潤的把戲虛增利潤38億美元;以獨門復印技術笑傲江湖的施樂公司居然也趕著湊熱鬧,幾年虛構利潤14億美元。怎樣看待此次大規模的公司造假丑聞呢?我們有必要從深層次了解此次造假丑聞內在的機理以及我們應吸取的教訓,以為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積累經驗。
造假丑聞不斷帶來衝擊
2001年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IT行業進入了全面過剩投資消化年,其調整壓力超過了市場觀察者的預測和IT企業本身可承受的界限。作為道·瓊斯IT指標股的企業一季度利潤竟然出現了全面、大幅度的下挫,人們開始感到新經濟神話要結束了。今天看來,他們當時利潤下挫的幅度應更大,因為部分公司為了維持高股價還采取了做假賬的手段。
美國世界電訊(WorldCom)的財務欺詐行為並不是孤立的。僅在今年一季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就調查了64宗會計和財務報告案。今年3月初以來,美國三大股票指數道·瓊斯(參見圖A)、標准普爾500和納斯達克分別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0%、20%和30%左右,其中納斯達克降至5年來的新低,接二連三的公司造假丑聞無疑是其罪魁禍首。
公司治理是造假根源
研究顯示,美國7000家上市公司中有1/3可能有篡改其盈利報告的行為。可見美國式的股權高度分散、股東主要靠公司財務報告來了解公司情況的治理系統本身存在嚴重制度缺陷。具體而言,導致本次大規模造假丑聞的公司制度根源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90年代的並購浪潮導致企業過度追求企業規模的龐大而導致財務危機,進而訴求造假以掩飾經營上的失誤。
20世紀90年代掀起的並購浪潮更多地是一種價值轉移,而非價值創造過程。這種情況在標准普爾500上市公司的利潤高峰期與利用國民收入賬戶法(NIPA)計算的美國全部企業利潤高峰期的差別中能夠明顯地反映出來。NIPA法計算的稅後利潤的高峰期是1997年,約佔GDP的7%,到2001年三季度,降至僅高於GDP2個百分點。但標准普爾500的利潤卻在2000年達到高峰,這顯然在經濟上是解釋不通的。通過並購企業提昇業績成功的案例從來沒有超過30%,但人們的並購偏好依然如故。
第二,期權激勵機制導致管理層為了維持股價以維護自身利益而鋌而走險。《財富》雜志評出的全球500強中,89%的公司已在高層經理中實行了認股權制度。在美國,幾乎100%的高科技公司、約90%以上的上市公司都實行了這一制度。但此制度弊端明顯,且對公司治理的績效具有很強的殺傷力。安然公司每季度的利潤數字都比分析師們的預測稍高一點恰恰就是為了迎合股票市場的胃口,世界通信也如此,債務危機拖垮了他們,最終股市也拋棄了他們。
據《紐約時報》統計,2000年有325家美國大公司給予內部高層經理的認股權利益竟相當於公司稅前利潤的20%。而其高層經理為了讓認股權收益最大化,在1999年、2000年進行了一連串收購,利用資本運作來推高公司股價,但這些收購的公司沒有幾家對原公司業績有貢獻。早先瀕臨破產的美國環球公司創辦人在1998年和1999年行使認股權,賺了7億多美元,隨之在洛杉磯購買了一幢9000萬美元的豪宅。
第三,CEO權力的過度膨脹將使得公司治理中約束機制形同虛設,CEO的個人決策更易於采用造假行為。90年代美國乃至全球商界普遍認為,CEO是企業精英中的精英,是他們發動並主導了企業創新浪潮。但如果因此將企業事務的所有決定權都交給CEO們,弱化企業內部的權力制約和平衡,必將增大企業長遠利益受到損害的可能性。如果CEO既負責企業經營決策,也絕對控制著企業信息披露決策,財務數據的披露將成為他們手中的一個棋子。
中介機構未能獨善其身
中介機構的業務多元化導致其既有的獨立性原則受到了難以阻擋的衝擊。獨立性的喪失正是中天勤和安達信審計失敗的重要原因。安然公司破產前,安達信一直是它的報表審計機構,同時也是其重要的諮詢顧問,2000年安達信從安然公司獲得5200萬美元的收入,其中諮詢收入2700萬美元,審計收入2500萬美元,諮詢收入比審計收入還要多,中介機構的誠信值得懷疑。
證券分析師與投資銀行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導致證券分析師經常為了在投資銀行的利益而失去獨立性原則,從而做出有損於投資者的分析。
據湯普遜提供的數據獲悉,安然公司自1986年以來,已向華爾街支付了大約3.23億美元的承銷傭金。高盛公司將此筆傭金中的6900萬美元裝入自己的口袋,所羅門美邦帶走了6100萬美元,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則賺走了6400萬美元。據休斯頓聯邦法院4月8日發布的一份指控,投資銀行家依靠對安然的合伙人公司秘密投資獲取了巨大的利潤。其間,許多分析師繼續推薦安然的股票一直到最後。
激烈的競爭,使注冊會計師簡化甚至省略了應有的審計程序,弱化甚至放棄了謹慎性,大大增加了審計風險。而利益的趨使又使注冊會計師往往遷就客戶,影響了其應有的保持審計過程中的超然獨立性。
目前,國內審計收費仍然比國際收費低。2002年中國的1147份年報當中共有100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01年度審計費用,支付總額達70567萬元,每家上市公司平均支付70.356萬元;另有52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00年度審計費用,每家上市公司平均支付64.368萬元。相比較而言,2001年度上市公司平均支出的審計費用增長了9.30%。與此同時,2001年共有139家聘請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所支付報酬與上一年大致相當,但其中48家公布了2000年境外所審計費用,平均報酬達174.65萬元,83家披露2001年國際所審計費用,平均報酬為162.91萬元,較上一年度減少了6.72%。可以看出,雖然國際所審計費用呈現出回落的態勢,但與1002家上市公司2001年平均支付70.4萬元的報酬水平相比,國內所審計收費較國際所仍然有著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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