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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泰勒教授在《非理性繁榮》不僅指出1997年7月美國股市的市盈率超過了1929年9月創下的最高記錄,在2000年初始又攀昇了三分之一,2001年市盈率已經達到了40倍是危險的,而且對形成這個氣氛分析的各種催化劑因素中,提到公眾對賭博及冒險興趣上昇。
近年來,美國的賭博機會驟增。19世紀7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彩票丑聞後,國家禁止了大部分形式的賭博及彩票。由於國會1890年法案禁止郵售彩票,路易斯安那彩票所實際上也關閉了。從那時起直到1970年,合法的賭博大致局限於賽馬或賽狗,而這些賭博形式對大眾的吸引力十分有限,而且在當時還要求人們身臨競賽場。1975年,有13個州發行了彩票,到1999年,37個州彩票提供了方便簡單的下注方式。1990年前,只有內華達和大西洋城經營合法化的賭場,到1999年,船上賭場及碼頭區賭場已將近100個,而印第安保留的賭場就達到260個。
賭博場所的增多以及實際賭博頻率的增加,對文化以及對其他領域風險的態度(如對股市投資的態度)產生了潛在的重大影響。以國家彩票為形式的賭博合法化有時不是取代而是助長了非法彩票買賣,因此可能同樣助長其他反復無常的冒險活動。
一些賭博合約,尤其是彩票,類似於金融市場:一個通過電腦交易,一個接受憑證(彩票券)。在所謂的大彩票發行中,人們參與的是一個轟轟烈烈,備受矚目的全國性活動。建立起參加這種賭博活動的習慣後,人們很自然地逐漸步入更高層次的賭博形式———股票投機。
從賭博到金融波動的轉化是因為,賭博以及鼓勵賭博的機構促使人們誇張地認為,自己的好運氣是無窮無盡的,助長了人們與他人攀比的強烈興趣,並尋找到了一條從無聊單調的感覺中興奮起來的新途徑。今天,我們無時無刻不受到試圖助長這種態度的高水平廣告的影響,即使是廣播或電視廣告中通過職業演員表達出的也是典型的賭徒的自我辯解。
這些推銷努力,以及賭博的親身經歷或目睹他們賭博,刺激了股市中輕率的冒險行為。這種廣告露骨的程度令人吃驚。一塊康乃狄克州廣告牌為場外下注招攬生意,醒目的大寫字母是:『就像股市一樣,只不過更快。』
人們不難從納斯達克的暴漲暴跌看到賭博心理在作怪,網絡被吹得無所不能,結果形成了巨大的泡沫,並不是高科技本身出了問題,而是人們對高科技產生了無所不能的預期,忽視了一個問題:任何新技術都是有條件的,這個階段的『高科技』,到下一個階段會被更新有技術所代替,不可能有一項永恆的技術,正象不可能有永動機一樣。
事情還不僅如此,人們的高預期和無所不能的心理還推動了一系列的造假事件,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的那樣:『賭場裡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在股市裡,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做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峰造極。』我們從美國一系列的造假事件中可以看出,許多華爾街大鱷都送上了被告席,而且起訴的范圍還在不斷擴大,美洲銀行、花旗集團、德意志銀行、美林、雷曼兄弟和瑞士信貸的波士頓也都被列入了安然案件的起訴書中,而且華爾街的一些證券分析師也遭到質疑。
美國股市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反思,使人們對其文化價值觀念引起深刻的思考,甚至對經濟學的『博奕論』也進行反思,人們不僅要問,『博奕論』是萬能的嗎?它應不應該有一個應用范圍,是不是應該對它加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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