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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本周一(6月24日)再度暴漲。無論單日漲幅還是成交量均創歷史新高。起因源自前一天晚上公布的國務院決定:國內上市公司停止執行利用證券市場減持國有股的規定,並不再出臺具體實施辦法。造成此番暴漲行情現在已無須更多的分析,而值得深究的問題仍有待探討:停止國有股在國內股票市場的減持為什麼會選擇了現在?中國證監會在就此『答記者問』中表示:『國家設立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通過國家財政撥款和海外上市時的上繳等形式,目前已達到相當規模,近期社會保障資金基本平衡,每年需要補充的現金量不大,沒有必要通過國內證券市場減持套現來籌集現金。』然而,問題恐非那麼簡單。
叫停減持意在托市
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他撰寫的《國有股減持要解決的問題》中進行了這樣的分析:『1997年建立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障體制以來,新體制的運行因為入不敷出而步履維艱。』
他說:『由於用企業的社會統籌繳費支付國家對老職工的欠賬,現有職工不得不背負為其個人賬戶繳費和為老職工支付「社會統籌」的雙重負擔。在許多老工業基地,盡管企業的社會統籌負擔已經十分沈重僅養老金一項一般就佔企業工資基金的25%左右 ,但由於企業效益滑坡、逃避繳費現象嚴重和老齡化加劇,社會統籌賬戶仍然收不抵支,只好挪用改革以後加入職工隊伍的「新人」的個人賬戶資金,使這些賬戶也成了有名無實的「名義賬戶」。1998年-1999年後,個人賬戶的累計虧空高達1000多億元。』
據吳估計:『需要由(中國)政府負擔的養老保險隱性債務規模很大。世界銀行1997年估計為當年(中國)GDP的46%至69%;一些經濟學家的估計為當年的71%至94%不等;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的估計更高達145%。即使假定(這種)隱性負債只佔中國1997年GDP的30%,其總量也超過2萬億元。』
由此可見,說政府不急於填充『社保基金』的巨大虧空,顯然難以讓人信服。即便社保基金收支目前尚能基本平衡,但恐怕也是一種暫時的表象。
不依靠國有股減持,中國政府是否還有其他收入填補社保基金的虧空?回答當然是肯定的,比如可以發行國債,可以通過財政撥款,還可以從國有公司境外發行股票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但是相對於2萬億元以上的巨額虧空,這又能佔幾個百分點?因此,叫停國有股減持只可能有一種解釋——托市。有分析認為,從2001年6月12日公布國有股減持方案以來,中國股市已經失去了1.8萬億元的股票市值,而此間減持國有股的收入不過20億元而已,這恐怕纔是讓政府真正感到難受的。至於社保基金暫無需國有股減持收入填賬,大概只是說法而已。
通貨緊縮跡象加劇
那麼,為什麼在這樣的時候,以如此之大的力度托市?最近,本報連續刊出《36000億元存差扭曲國債利率》(6月14日)、《通縮不是降息的理由》和《降息弊大於利漸成市場共識》(6月21日)等文章,意在關注與解釋中國宏觀經濟已經或正在發生的變化。
大量統計數據和記者對有關經濟專家的采訪表明,在財政與貨幣政策對內需的拉動力度並未減弱的前提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已經連續5個月下跌,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也同時明顯回落;央行連續8次降息未改儲蓄增勢,未能有效拉動貸款增長等等。中國經濟通貨緊縮的跡象在加劇,而且嚴重威脅中國今年GDP的增長速度。
不僅如此,GDP一旦出現較大下滑,中國經濟勢必有陷入滯脹(低增長高通漲)的危險。因為經濟回落與貨幣貶值(通漲)往往是相伴而生的。而且在經濟回落的過程中,曾經藏匿於經濟增長中的各種矛盾會顯現出來,甚至形成惡性循環,加劇經濟的衰退和貨幣的貶值。
本報的上述文章中不僅展示了這樣的危險,而且揭示了造成這一危險的原因並不在於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失當;恰恰相反,宏觀經濟手段已經被使用得相當充分,甚至顯示出某種力不從心。那麼,為什麼中國經濟四年以來一直擺脫不了通貨緊縮的困擾?原因在於中國微觀經濟主體——企業改革的滯後。
事實上,近兩年來,中國一些經濟學家一直在倡導拉動內需不能只從需求方面考慮問題,更應在供給方面多做文章。也就是說,必須加快企業改革以增加全社會的有效供給,從而拉動企業與民間投資和消費的增長。
國有企業改革力度過小
從實際情況看,盡管國有企業改革也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但除了個別大型企業通過上市獲得了初步改造,大多數國有企業仍然在低效率中徘徊。因此,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國有企業進一步推進改革的力度過小,而增效步伐明顯過緩,以至今天當宏觀手段已接近失效時,企業依然無法擔負起提供充足的社會有效供給重任。
也許,政府現在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意識到了加快企業改革已是振興中國經濟的必由之路,也是惟一之路。
2002年6月24日,也就是在國務院叫停國有股減持的第二天,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經濟工作座談會,邀請部分經濟界專家學者座談當前經濟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與會的王洛林、吳敬璉、吳樹青、黃達、謝平、胡鞍鋼、林毅夫、樊綱等許多專家學者,都是中國經濟改革需要供給學派理論的積極倡導者。據報道,朱鎔基就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情況和下半年經濟走勢聽取了專家學者的意見,重點是『三農』、財稅、金融、進出口、國有企業改革、就業和社會保障以及收入分配等問題。
如果中國政府真的開始強調以企業改革來帶動經濟增長的話,那麼今天大力托市也就不難理解了。畢竟企業改革需要巨額投入的支持,而且這個投入又必須來自民間。因為且不表政府有沒有能力投資,就算有能力,它的投資也無益於企業制度的轉變。
因此,只有有效疏通直接融資的渠道,企業纔可能有改革的動力,纔可能加大社會的有效供給。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托市當然是有違市場經濟規律的行為,它很可能會使中國股市發生進一步的扭曲。但客觀地看,這恐怕也是中國政府在利弊權衡之後,采用的無奈而別無他途的選擇。也就是說,用股市的泡沫去換取企業改革所必需的時間、資本和動力,換取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
加強監管絕不可放棄
股價下跌可以擠出泡沫,上市公司效益的提高同樣是擠出泡沫的方法。因此,股市有一點泡沫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股價上漲而公司效益卻在下降。
有鑒於此,是不是把股市托起來就一定能夠解決中國經濟有效需求與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恐怕事情也沒有那麼簡單。
從創造需要的角度上看,縱觀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還沒有哪個國家成功地依靠財富效應長期保持了經濟的增長,日本、泰國等都是先例。因此,試圖依靠財富效應拉動需要絕非高明之舉,至少它不會長久。
再從增加有效供給的角度看,問題的關鍵在於企業獲得了直接融資的渠道後能否真正重獲新生,能否創造效益,能否把利益最大化當做惟一追求目標。從以往的情況看,這個問題解決得並不理想。遠有海南民源、紅光電子,近有中科創業、銀廣夏。上市公司只知圈錢不講效益,甚至使用欺詐的手段騙取市場的信任,造市牟利的事情數不勝數。
加入WTO之後,留給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或許這就是最後一次。鑒於以往的經驗,中國股市在本輪上漲的過程中,至少有一點是絕不可以放棄的——對上市公司強有力的監管。否則,政策目的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會把整個中國經濟拖入崩潰的深淵。
國家統計局5月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工業企業的利潤已經開始上昇,但願這種勢頭能夠維系得長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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