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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1年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固定價格脫鉤的"尼克松震蕩"開始,國際貨幣體系的市場化時代也就相繼到來。在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持下,美元既作為國別性貨幣又作為國際性貨幣,書寫了一段讓世界各國既恨又愛的極為矛盾的國際貨幣史。
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美元作為國際性貨幣是依靠美國的經濟實力來支橕的,各國在使用美元特別是像儲備黃金一樣來儲備美元時,總是希望美國的經濟更為強大而穩定,以保證美元價值的穩定;而美元作為國際性貨幣使用越是頻繁,他國儲備美元數量越大,美國對外的負債或"赤字"也就越大,美國經濟的穩定性也就會越差,受債務所困的危機也就可能性越大,美元也就難以保證其價值的穩定。這就是上個世紀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裡芬教授發現並提出來的"悖論":美元價值要穩定,它就不能作為國際貨幣;美元要作為國際貨幣,它的價值就難以穩定。正是由於美元這樣的特殊地位,各國對於美元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其昇值或貶值只要超過某種水平或程度,就會帶來種種緊張甚至於恐慌。相應的對策選擇,也就大多無可奈何地加入到支持美國經濟穩定及強大的貨幣政策陣營中來,有些國家甚至於直接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掛鉤,昇貶同步操作,以求本幣價值穩定,並試圖有一份穩定美元的力量,在支持美國經濟中穩定本國的經濟。
近期美元的連續貶值,帶來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在美國大量進口導致貿易差額不斷增加的格局下,美國對外的"負債"(主要是經常項目下的"負債")急劇增大,對美元價值的穩定產生衝擊。以中國的外匯儲備為例,今年頭4個月,外匯儲備就增加了216億美元,其中貿易盈餘為83億美元,4月底的外匯儲備額已達到2338億美元,僅次於日本而排列世界第二位。這種因素顯然加大了美元貶值的壓力。加上美國受再度恐怖襲擊恐慌的心理影響,金融風險的增大以及經濟結構極不均衡的一些問題,雖然一季度經濟增長形勢不錯,卻無法改變人們對於美元價值波動,尤其是對於美元價值高估的共識,美元貶值通過市場反映出來,只是時間的問題。
美元貶值帶給他國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選擇,總是一道令人頭痛的難題。日本經濟整體上作為外需拉動型的經濟,美元的貶值將增加日本出口的困難,加大經濟復蘇的難度;加上日本的外匯儲備規模為世界最大,美元儲備佔到一定的比重,美元貶值對日本外匯儲備也有價值損失的影響。因此,日本人是最敏感並最積極作出反應的國家,日本中央銀行就在5月22日和23日分別拋售了10000億日元(價值80億美元左右),吸納美元來支橕美元價位。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也都有意入市乾預美元匯率,因為美元貶值造成了亞洲各國貨幣普遍大幅度昇值,出口形勢嚴峻起來。同時,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儲備額最大的亞洲,也害怕美元過大貶值帶來儲備損失,乾預匯率,阻止美元價值進一步下跌,是完全經濟理性的選擇。但是,"特裡芬悖論"作用之下的亞洲,有著乾預市場更為深層的懮慮,乾預是以保存更大量的美元為代價的,如果乾預效果不佳,美元更大幅度地繼續下滑,保有更大量的美元,也就將遭受更大的貶值損失。每每在這個時候,各國的中央銀行總是猶豫再三,進退維谷的。令人深感不安的是,這次美元貶值似乎並未盡興,兌換日元的價位是否會再創新低,走向120日元之下,難以預料,日本銀行乃至於其他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很可能會在下一輪美元再跌幅度過大時,大加乾預,並力促美國方面采取合適政策,止住美元貶值過大的勢頭,在極為矛盾之中作為抉擇。
中國外匯儲備名列世界之二,而且其中美元儲備的份額比重不小。由於中國人民幣對於美元有著相對穩定的掛鉤關系,或者說是本質上的盯住關系,人民幣兌美元通常在窄幅范圍內緊跟波動,這次美元對於日元等貨幣的貶值,使人民幣處於一種更為特殊的矛盾狀況之中。由於與美元的盯住關系,美元的貶值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對其他貨幣一定程度的貶值,它將有利於中國的出口,增大外需對於中國經濟的刺激作用;同時,由於美元的貶值是美元價值實際高估的市場回落,中國人民幣並未有類似於美元高估的狀況,或至少沒有那麼高估的水平,人民幣也就有了與美元貶值大不相同的價值相對穩定性,它為人民幣與美元的關系出了一道更大的難題:或繼續保持與美元的既定關系,人民幣的價值就需要調整,如再降低利率或增大貨幣供應量,形成貨幣的實際價值降低;或徹底擺脫對於美元的盯住聯系,構建一種人民幣新的價值聯系制度,如形成對一攬子貨幣為基礎的外匯聯系制度,等等。
面對美元貶值的難題,我們一方面可以繼續觀望一番,因為未來的走勢並不確定。如果美元的貶值在一定的范圍內能夠在他國乾預之下得到控制,中國人民幣的盯住性跟隨貶值和價值穩定,就會帶來某些有利於中國貿易和經濟的因素,且不會危及到美元外匯儲備的價值損失。在是否繼續選擇對美元盯住政策問題上,時下有種觀點認為,現在是人民幣脫離美元聯系最好的時機,因為支持人民幣昇值的中國經濟增長情況良好,美元又持續較大幅度貶值,人民幣正好在相對昇值中,離開對於美元的聯系。但我要說,這種由於美元一時的貶值而導引出來的急功近利觀點,過於簡單化。要知道,受"特裡芬悖論"作用的中國外匯儲備體系,以及關聯十分密切的貨幣體系乃至於整體經濟體系,已經緊緊地綁在美國經濟的戰車之上。美元的貶值也好,昇值也好,都將對我國的人民幣及整體經濟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為我們有著足夠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有著與美國貿易、投資的大量往來,有著以美元為交易貨幣的對世界他國的大量貿易和投資往來。我們的經濟與美國經濟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連通。放棄人民幣與美元的盯住聯系,可能會減少一些由於美元價值變化帶來的問題,卻必定會增加人民幣與其他貨幣價值關系中的更多、更大的問題,因為時下還沒有哪種貨幣像美元那樣作為國別貨幣同時又作為國際貨幣地位和價值相對穩定,也沒有哪種國別經濟像美國那樣強大,更沒有哪個國家的央行貨幣政策有美國聯儲那樣熟練和穩健。我不知道,選擇人民幣對於其他貨幣價值的盯住聯系,或是對於一攬子貨幣價值的聯系,來取代對於美元的盯住聯系,究竟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好處,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繼續保持人民幣對於美元的盯住聯系,當美元繼續貶值且勢頭難止時,我們的對策就是加入國際乾預的行列,進一步增加美元儲備來阻止美元過大幅度的下跌,並在國內貨幣政策上,適當放松貨幣政策來保持美元價值高估後回落的緊密聯系。按照"特裡芬悖論"的理解,這些與其說是支持美國經濟和美元地位,實質還是支持本國經濟和本國的貨幣。這種選擇在美元作為國際性貨幣一開始,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國際經濟體系就已經定下基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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