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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9日《證券時報》基金專版對『基金持有人是否有權參與新股配售"進行了討論。這種討論是值得的,有助於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但這種討論往往沒有結果,因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結果弄得管理層騎虎難下,反而影響了決策。其實有些大原則的問題勿需多方商討,關鍵在於怎樣看待一項政策、能夠站在一個什麼樣的高度看待政策實施及其後果。
事實上,是否給基金持有人配售確實不僅僅是一個公平的問題,實際上關乎對培育機構投資者的態度。這個問題不弄清楚,決策難免出現偏差。從大的行業背景去思考,對機構投資者給予適當程度的扶植並不影響公平原則,相反,它的積極意義和深遠影響是無可估量的。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如何認真對待中國加入WTO。依中國政府的承諾,中國證券期貨業在入世後3年內,允許外方持股達到49%,5年後全部放開。這樣,給我們的時間只有幾年。而目前國內基金管理公司的規模,大的也不過100多億元,小的還不到30億元,到時候我們拿什麼去跟人家競爭呢?因此,必須關注中國加入WTO這樣一個大背景,大力培育和發展機構投資者,讓他們有機會發展壯大,有能力、有實力去跟人家競爭,否則,小胳膊細腿,不可避免成為別人的手下敗將。同樣的情況在銀行界、證券界以及各相關產業中也一樣存在。對監管部門來說,如何正確處理發展和規范的關系是面對入市所必須解決的思想態度問題。
其次,如何看待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嫁接。戴相龍行長多次強調,要緩解8萬億居民儲蓄存款給銀行業帶來的壓力,正確引導貨幣市場資金流入資本市場。在實際行動上也采取了降息措施,但居民儲蓄存款不減反增,銀行的困難一點也不見減輕。由此可見,在目前證券市場條件下,希望投資者直接進入股票市場可能性不大,因為這是一個高風險的投資游戲,一般人承受不了,不會把一輩子的積蓄、養老的錢、孩子讀書的錢投到股市上去。顯然,買國債是風險厭惡者的另一種選擇,可又受到發行規模的限制,況且國債發多了也會引起財政政策的寅吃卯糧和投資剛性。這一點已經可以從項懷誠部長的發言中得以求證。從現實的角度考慮,基金作為一個兼顧風險和收益的投資品種,理應成為投資者良好的選擇對象。但這種投資工具現在卻無法發揮其作用,不僅僅缺乏發展的前提(產品創新),反而是陣地難守。老基金的大面積貼水嚴重影響了投資人對基金市場的參與信心,直接導致了新基金的發行和新產品的創新受阻,嚴重影響了基金業的發展壯大。假如能給機構投資者一個稍微寬松的生存空間,引領投資者進入這一領域,讓基金管理人依靠專業人士的經驗能力為投資者創造收益,同時通過加強監管的方式規范基金業的發展,這可以說是溝通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通道的良策。
再次,如何看待發展機構投資者對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積極意義。加強對上市公司監管、強化公司治理結構是證券監管部門近幾年強調的重點。但僅僅靠增加獨立董事發揮作用那也只能是『麻袋繡花",因為在大股東一統天下的股權結構下,獨立董事不可能有效的發揮作用。所以,解決上市公司不規范問題要從產權結構調整上尋找途徑。考察美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上市公司中也普遍存在『內部人控制"現象,總經理任命董事長的事情時有發生。到了80年代,以CALpers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護股東利益行動,要求強化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監督內部董事和經理人的行為,於是獨立董事制度在美國被廣泛采用。而這場活動的導火索就是基金在上市公司中所佔的股權份額越來越大。在而後的20多年裡,大的機構投資者每年都要對部分不符合公司治理原則的上市公司提出改進建議,且多數都會被采納,這大大推進了證券市場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反觀中國的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甚而發展到『一股獨霸"的現象普遍存在,對投資者利益的損害司空見慣。改變這種現象靠單獨增加獨立董事是無法解決的。假如我們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壯大他們的規模和實力,通過基金公司不斷參股有投資價值的上市公司的方法,發揮它們的專業能力,難道不是對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推進的良策嗎?
所以,我們無須去爭論新股是否應該給基金持有人配售,而應該從一個更加寬廣的領域引領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編 後
從年初開始,基金發行難以遏制地走著下坡路。如何挽救發行頹勢?相當部分業內人士的回答是——管理層必須出臺扶持政策;而二級市場的『基民"一度對發行困難感到『欣喜"——基金發行不出去,管理層一定會想辦法改變折價交易的局面,那時基金的大行情就來了!
當上上下下都在期待政策扶持的時候,業內對於當前基金業政策扶持的思考進一步深化。本報約請業內人士將他們由基金持有配售權爭議引發的思考撰寫成稿。從這些專業人士的論述中可以看到,業內對於政策扶持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
行業發展初期,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和扶持不可或缺,這是業內的共識。然而,在遭遇了信任危機、發行困難以及對傾斜政策的責難之後,業內越來越重視市場的力量。
資深基金研究人士劉傳葵認為,今後關於基金的技術性支持優惠政策可能會少甚至沒有,從此還原基金在市場上本色,在基金與基金之間,在基金與其他投資主體之間建立起公平的競爭關系。
而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堅持,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仍然是非常必要的,現在政府需要做的是順應市場的變化,及時解決『政府目標與投資人利益的階段性失衡"、『市場效率與政府主導的衝突"和『管理人與投資人風險收益不對稱"這三對矛盾。
一位參與基金管理的作者則從行業的前途與眼前的危機出發,強烈地呼吁政府堅持對基金業的扶持,其焦慮的心情可謂躍然紙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編輯向一家基金的機構投資者約稿時,這位作者更多地談到了輿論在基金生存環境中的作用。作為長期從事基金投資的專業人士,他的觀點可以幫助輿論界換個角度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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