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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新東方』
『「我現在不是俞敏洪的母親,是新東方的母親。」他老媽生氣了,就拿刀去砍他的辦公室,他不敢說話,不敢頂嘴。等別人把老太太拉走了,他順手端起筆記本電腦往地上摔。因為老太太,俞敏洪已經砸了兩部筆記本電腦、一部手機。』
『我不願意為一個家族犧牲。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媽,這是我離開的重要原因。』新東方董事會董事王強說。
『錢永強看見俞敏洪和徐小平在耶魯和哈佛大講特講「新東方精神」,諸如「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之類,頗不以為然。你說新東方怎麼樣?坦率講,就文化而言,很淺薄。』
這些外人聞所未聞的細節敘述,都摘自盧躍剛即將面世的書,說的是一個光環背後的新東方。
奇跡還是危機?
盧躍剛首先強調他潛入新東方一年的出發點就在於打破新東方的神話。『在我看來,神話是現代社會中極為虛幻的現象,缺乏理性。新東方本身社會知名度的傳播就是一個怪異的過程,與現代社會的傳播方式相悖。在2000年底宣布與聯想集團合作教育網站之前,他們還相當低調,不做廣告。知名度全靠民間傳誦,神乎其神。許多不遠千裡來新東方的學生,竟然不是為了學習,僅為能瞻仰俞敏洪、徐小平、王強等人的風采以及來感受新東方的氣氛。』
憑借教書成為富翁、明星,引來無數學生的崇拜和求愛信,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奇跡。這就使新東方的社會形象一下子誇張變形了,『這對企業文化是極其不利的,雖然神話可以給他們帶來眼前的利益,但就長遠而言,是種損害』。
盧躍剛在ETS危機後『進駐』新東方,見到了一個企業突然陷入困境時的剖面:『企業政治生態異常惡化,對話空氣完全毒化。「恐懼」一時間成為彌漫在新東方的普遍心態,堵塞了理性的通道,刺激並放大了人性弱點,鼓勵了急功近利,激化了矛盾。』
在外面歌舞昇平景象之下,何以導致內部重重猜忌和攻擊呢?追根溯源當年俞敏洪從海外把王強、徐小平這些北大昔日的老同學、老戰友請回來共同創業,主要采取的就是『提供平臺,分封割據,不發工資,各顯其能』的策略。慢慢地,新東方也逐步形成了以『三駕馬車』為核心發展的局面。此過程被盧形容為一個小船塢一不留心造成了巡洋艦。『起初這個小船塢,全然不是照著巡洋艦的模式去設計的。這也正是後面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之一。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新東方會發展得這麼快,有這麼強的影響力。』
學校越大越社會化,對每個創業者而言,就變得越沒有安全感。而且參與學校創辦的每位元老,個性又極強,且雄心萬丈,都自認是新東方未來發展中不可缺少的一枚棋子。由於利益的邊界不清而帶來的重疊和衝突,新東方只能像所有民辦學校所走的老路一樣,成立學校的外掛公司來規避風險。
公司的成立,原本是為給每個創業者吃顆定心丸,但新的利益格局又帶來新的隱患,股權的劃定、職務的分配、未來發展的爭論都滋生出來,爭執加衝突,幾乎崩潰。
就在盧躍剛進入新東方采訪時,王強已經准備在深圳另起爐灶,此舉措引致其他有能力的人也醞釀著單飛創業。2001年8月,王強危機爆發。王給俞敏洪寫了一封長信,表達對俞的絕望,要求辭去新東方一切職務,他認為俞已經無法掌控新東方發展的整體大局。當晚新東方召開的董事會,全然變成對俞的個人攻擊。
此危機發生的根源,在於之前俞敏洪把新東方財務屏蔽的行為,這給小股東們帶來極大的不安全感。他們的核心觀點,認為俞在管理上不透明,甚至提出限制俞敏洪的管理權、要求削減俞敏洪的控股權、重新注冊學校創辦人、增加創辦人人數、加快股權分紅節奏等一系列想法。
就在王強危機尚未妥善處理之際,11月又出現了徐小平事件。徐原本定好去武漢大學講課,由於臨行前聽到某些傳聞,一氣之下罷講,將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
原本同心協力共同創業的三駕馬車,從此勁兒不往一處使。
這期間,還出現了9月份新浪網匿名信事件。文章公開俞敏洪的私生活,涉及個人隱私,誹謗其聲譽。
俞敏洪被迫重新洗牌
徐小平的舉動,促使俞敏洪下決心對新東方進行大洗牌。結果就是原來的親密戰友徐小平出局,三駕馬車變成了兩匹馬牽動的車。
危機的結果在去年年底,竟變成了戲劇性的大團圓。盧躍剛感覺這過程就像是在拍電影———就在投票選舉程序之後,決定徐小平出局,徐絕非拂袖摔門離去,而是逐一和新董事握手慶賀,並和俞敏洪紳士般地擁抱。
俞敏洪把自己的創業過程形容為打開潘多拉的盒子,開啟了欲望的魔瓶。對於新東方轉型過程中的痛苦、矛盾、恐懼、變異,盧躍剛分析其根源,『主要是學校產權不清。學校從本質上看,實際就是個以英語為主的外語培訓公司,但是一開始就被歸為「學校」的法律范疇,其產權基礎是「民辦公有」。按照現行法律規定,任何民辦學校不屬於創辦者個人,換句話說,在國家不投一分錢的情況下,任何具備規定條件的個人只有創辦學校的權利,沒有擁有學校的權利。』
『這種制度設計先天不足,因為學校產權並不能因公司的成立而改變,合法過渡,加上學校抹殺不掉的俞敏洪色彩和俞的大股東控制地位,俞敏洪客觀上掌握著新東方學校的命脈,在必須承擔學校社會責任的同時,還必須承擔保護和兌現小股東利益的責任。俞的經驗不足以迅速進入情況、應付從未有過的復雜局面。從成立公司規避產權法律風險開始,俞敏洪自然而然地成為矛盾的焦點,成為產權制度不合理的主要受難者。』
新東方精神是種宿命?
而對於新東方鎮山之寶———新東方精神,在盧躍剛看來是一種宿命,它距離成熟理性的企業文化還有著一大段距離:『就技術而言,我不認為別的培訓公司超不過新東方,盡管新東方每個人都有天纔性的表現。他們的分類教學,猶如美國的牛肉加工場,把美國ETS制定的考試標准全然切割開,從詞匯量、出題的邏輯方法到思路,逐年解剖,一網打盡,然後進行教學分類。這正是它不同於其他學校的地方。』
『新東方精神的核心是勵志教育,所謂「追求卓越,挑戰極限,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的口號,完全帶有俞敏洪的個人色彩,具有時代象征意味和示范作用。我將此歸結為宿命。俞所講的勵志,恰恰是他個人奮斗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滿著屈辱和艱辛。』
據悉,俞敏洪曾遭受過兩次入室搶劫的經歷,其中一次還被注射大量重型麻醉藥,差點喪命;當年俞敏洪離開北大,是背著處分的。因為個人辦班,被告到學校說他擾亂教學秩序,北大三角地貼出將近一個月的處分通知,學校整日廣播電視不斷,當初俞的家正對著學校的大喇叭;早年創業,在與別的培訓班搶奪市場時,他們的廣告員在競爭中被殺傷,為了勾兌和公安局的關系,不善表達的一介書生——俞敏洪只有不斷喝酒,又差點喝死;一系列『差點』累計在一起,加之他本人在農村生活的艱苦經歷,高考三年的過程,上大學頭一年就病休,當年准備聯系出國留學的挫敗……拿出每一段經歷,都是勵志最好的典范。他全然靠個人奮斗並取得巨大成功,並以此告訴學生,俞敏洪可以,你們在座的也可以。
『新東方肌體要健康,首先要心理健康。否則天纔能力就可能成為刺傷別人並最終刺傷自己的利器,天纔便可能成為庸人;鼓勵學生奮斗成功的偉大理想———「新東方精神」就可能成為庸俗目的的華麗外衣。』盧躍剛說。
從北大到新東方嫁接的悖論
新東方的人文基礎,離不開北大的背景。看看他們的幾位『元老』:俞敏洪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徐小平是77級音樂學院畢業生,調到北大團委,負責文化工作,還是北大校園文化的發起人;王強是俞同班同學,任北大藝術團團長,博覽群書,有非常好的表演纔能和藝術纔能,當年立志是當北大名教授……他們經常給新東方學員進行免費講座,個個仿若明星,妙語連珠,成功地將北大的啟蒙精神嫁接到新東方來。
新東方因為這一切而顯得不協調起來:表面上是學校,實則是個培訓公司。也就是一面要像天使般,給學生展現最動人的光輝的翅膀,一面又要像雄獅,在利益格局中競爭。
兩種截然不同的倫理在一個企業裡交錯,從而產生激烈衝突。
他們比一般培訓學校更注重人文基礎,而比一般公辦大學更看重利益關系。在公辦學校,老師講課不存在利益關系,完全是單純的教育與被教育者。而在新東方既有這層關系,又包含企業和客戶之間的關系,講課的很多方式技巧又都帶有利益動機。一個機制裡,兩張皮交替變換,糾纏悖論地發展。
在對新東方有了深入了解後,以顏色區分,盧躍剛把新東方學校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
紅色時期(1991年-1996年)———俞敏洪帶著老婆、老媽以及其他家族成員打江山,出版『紅寶書』,建立了新東方根據地,並在北京市場站穩了腳跟;
黃色時期(1996年-2000年)———俞敏洪有生以來第一次出國,到美國加拿大邀請徐小平、王強、包凡一、何慶權歸國加盟新東方,首開私立學校邀請留學生回國創業的先河;
黑色時期(2000年5月-2001年11月)———新東方為規避產權風險,整合新東方資源,進行公司化專型時期。面對新的利益,引發新的矛盾,出現兩大利益集團,即小股東利益集團同俞敏洪的對立。在新東方盤子裡形成了對俞敏洪的信任危機。新東方團體陷入迷惘、互相猜忌,內耗多於建設;
桃色時期(2001年11月———至今)———徐小平危機過後,新東方重新洗牌:俞敏洪擔任總公司CEO,王強任總公司董事長和產業副總裁,徐小平則出局。面對過去朋友、同學、同鄉等一系列糾纏不清的關系,三個人開始反省。新東方在開辦新分校的同時,也在積極尋找戰略合作伙伴。
何謂桃色時期,盧的解釋是,桃花雖然開了,但很有可能遇到冰雹風雨,至於桃子能否成熟結果,暫時還不好說。
盡管目前新東方暫時出現了大團圓的局面,其實它的發展方向還沒有水落石出,天天都有新的故事產生。因為格局尚在過渡中,基本還處於內循環。問題解決機制、思維方法,都還是建立在原有知識背景經驗上。倘若沒有外力介入,重新構建企業文化將是件困難的事情。究竟這些創業者是想當偉大的教育家、企業家,還是二者兼有,他們的選擇將會嚴重影響到企業文化和企業發展戰略。公司化進一步改造過程中,圍繞企業發展目標,引進戰略性伙伴,是非常必要的。否則在現有資源基礎上不斷重組,就那麼幾張牌來回重洗,日後的發展很難講。
新東方內部曾有不少人將去年危機總結出三個矛盾衝突論:家族企業和現代企業的衝突;東方和西方的衝突;平民和貴族的衝突。
這在盧躍剛看來,都顯得太過簡單化,『其實造成新東方所有危機的核心,就是制度的危機』。雖然對新東方前景持樂觀態度,但盧也知道,如果不形成現代企業制度,誰也無法保證不會出現下一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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