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時裡，於正說了十五次“開心”。

　　
  24歲的時候，於正去了一趟西藏，看到了天葬，茫茫天野，禿鷲盤旋，逝去的生命終究是要回歸大地的。也是在那一年，他看了大量人物傳記與紀錄片，發現人類共通的特點是沒有什麼是永恆的。他覺得自己想通了，決定全盤接受人生所要經歷的痛苦、開心、煩惱，也決定此後無論發生什麼，自己都要開心。

　　
  跟人聊天是開心的，創作是開心的，被打擊是開心的，失敗也是開心的……所以，在家門口的星巴克坐一天，看人來人往或者發呆，也是開心的。

　　
  這是此刻於正的狀態。

　　
  半個多月前，他結束了人生中第一檔真人秀綜藝《演技派》的錄制，然後進入閉關，從緊鑼密鼓的拍攝狀態切換到看似松弛卻規律的生活。

　　
  每天八點起床，吃完早飯，九點開始寫作，每天雷打不動，花6個小時寫劇本。下午去片場走走，跟朋友聊一聊即將要寫的故事，晚上看書或者看碟。

　　
  在節目錄制期間，所有的劇本創作都由於正一個人完成，他寫了不下十個小故事，記者問他是否有創作壓力，他近乎生氣地反駁，“我現在已經不會卡文了，很多短劇我幾十分鍾就能寫完，現場寫現場編。”

　　
  作為知名編劇，於正的作品捧紅了太多角兒，營造了不少讓觀眾至今還津津樂道的戲與劇，他負責制造舞臺的“夢幻”，但他又堅持所創作的“戲”都來源於堅實的生活體驗，“我跟很多編劇最大的不同，我跟不同的人接觸，每天都是在生活中。如果寫醫生，我就和醫生朋友聊醫院裡每天發生的生老病死；如果寫廚師，我就去廚房；如果寫古代的劇，就紮進資料館或者在故宮游蕩，不帶目的地觀察細節。”

　　
  於正應該很“孤獨”，這是創作者的常態，但於正不會讓自己陷入孤獨狀態，每天把時間安排得特別滿，獨處時候就拿出一本書來看，進入書中世界，如果再感到孤獨就去找朋友們聊天、玩，實在不行就“經常，經常”一個人去游樂場玩。

　　
  即使閉關寫作，於正依舊時刻活躍在公眾視野中，他的任何言論都能被拿出來討論一番，評論中不乏揶揄與嘲諷。

　　
  對於外界的看法，於正表示完全不在乎，也非常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招黑體質，“我的人生講究快樂至上，外界對我毫無意義。觀眾喜歡我的作品就好了，不需要喜歡於正，生活中有無數喜歡於正的人”。

　　
  六年前，當《笑傲江湖》熱播時，《中國企業家》曾專訪於正，彼時35歲的他志得意滿，侃侃而談自己以市場為出發點的創作理念；六年後，面對《中國企業家》的專訪，41歲的於正不再聊作品的商業理念，更願意聊人生感悟。他也不再執拗於獲得外界尊重，開始強調愉快比獲得尊重更重要。

　　
  於正好像變了，收斂了部分強勢的鋒芒，又好像沒變，還是那個交織著矛盾的於正。

　　
  他堅定要活得真實和樂觀，“我對人生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處於絕望狀態。”但下一秒，他又有了一絲猶豫，“應該也不太可能（絕望），我認為至今為止是沒有。”

　　
  不造星，造演員

　　
  八月份，橫店最熱的時候，於正聯手優酷發起了一檔演技類真人秀綜藝《演技派》。在市場上已經有三擋不同類型演員類綜藝的情況下，於正的入局，讓演技類綜藝領域的戰火燒得更旺了一些。觀眾也不禁好奇，於正是要換個新賽道造星？

　　
  “造星”兩個字一問出口，就被於正糾正了，“我是要造演員，不是造星”。

　　
  於正並不認為自己是“明星推手”，雖然當下觀眾很多耳熟能詳的娛樂明星都是通過出演於正的劇而紅起來的。看客們或許會質疑於正劇的劇情雷人、制作不夠精良，但是沒有人會質疑於正的選角眼光，以及“於正劇”對演員巨大的推力。他的劇本多是偶像劇，劇情為人物服務，容易捧紅演員，因此演員也常常願意降價接戲。

　　
  從《美人心計》到《延禧攻略》，他的作品不光捧紅了楊冪、馮紹峰、袁姍姍、趙麗穎、陳曉、吳謹言等一大批新人，還讓林心如、陳喬恩、秦嵐、聶遠等人事業上重新煥發了第二春。

　　
  在他看來，自己無非是善於把演員的優點放大，“在於正戲裡，每一個女演員或者男演員，他們身上本真的東西佔了80%。我一般不會讓一個演員去完全憑空塑造角色，我基本上就是把他的優點無限放大。”

　　
  基本上所有出演於正劇主角的演員，此前都會有一段配角的經歷，比如楊冪演過《美人心計》的配角雪鳶，趙麗穎甚至在《鎖清秋》只是個丫鬟角色。於正往往是，“找一個維度跟她不一樣的角色，你就會看到這個演員有多努力，有多用心，在這個角色身上下多少功夫，還有她的表演理念對不對。她是純粹為了紅，纔演這個角色的，還是她真的享受表演，這些東西都可以通過跟她短期合作，纔能發現長期合作最好的點在哪裡。”

　　
  於正說，“我希望跟演員先通過短期合作來了解人品，以及合作是否舒服。了解演員後，下一部戲為該演員定制主角時，纔能放大演員的優點，找到角色的支點。”

　　
  努力的人終有回報。楊冪得到了《宮》的女一號，趙麗穎成為《陸貞傳奇》的主角“陸貞”。有了長期合作的基礎，於正會給她們做“定制”，“雪鳶就不是很像楊冪，就像《鎖清秋》裡的文雁，也不是很像趙麗穎。但是趙麗穎演《陸貞》就很像，楊冪演《宮》很像。你要說方法論，我這次做節目纔覺得可能我一直以來用這樣的方法在觀察人，但是之前是沒有刻意去思考這個問題的。”

　　
  12年，做了48部戲後，於正想告訴觀眾一個真實的演藝圈。他跟優酷提出要做一檔綜藝節目，讓觀眾看到年輕演員為突破演技的努力。這檔節目就是正在熱播的《演技派》。

　　
  優酷資深制片人、《演技派》項目總負責人宋秉華說，“他（於正）接觸了很多年輕藝人，看到的演員生態和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他在制作劇得出一個結論：一部戲好不好，說到底是看演員演得好不好，同一個劇本，讓不同的演員去演，結果是兩回事。”

　　
  劇本終究是要演員來演的，於正可以把劇本打磨好，但呈現出什麼樣的結果，還需要與演員磨合，為了做好節目，於正非常熱衷跟劇組裡的演員交流。

　　
  參加《演技派》的青年演員王玉雯說，只要年輕演員們在群裡發吃飯的消息或圖片，於老師立馬會說“你們等我，我馬上過來！”“他也很喜歡請我們吃飯，光大閘蟹就吃了三次。”

　　
  “他來會看看我們，聊一聊當天的演技作業。”當然，聊天聊到最後，話題會聚焦在於正的新作品上。

　　
  但節目錄制過程著實也不輕松。和外界對演藝圈光鮮亮麗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在片場，演員們非常辛苦。《演技派》錄制時間非常長，攝像機二十四小時都在拍在收音，對演員的體力是非常大的考驗。此外，也考驗演員的精神，節目分為影視表演、真人秀兩部分，不停給演員“出題”，影視表演部分演完後，當場點評，當場修改；真人秀部分，每一期內容都是保密的，在拍攝前一天纔告知演員。拍完影視表演部分，就拍真人秀部分。王玉雯說，“腦子必須得夠用，我每天都會有一種腦子要不行的感覺，想吃腦白金，想吃補腦的，想吃核桃。”

　　
  這是在挑戰演員的極限。但演員們依舊“享受”其中，因為不同於其他演員真人秀節目，《演技派》是邊拍劇邊學習，能提高年輕演員的演技，對於他們來說，付出是值得的。於正給了 演員們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並且會跟演員們分享故事內容，以這些演員所長進行創作。王玉雯頗為感動說，“我們16個人風格迥異，但是基本上所有人他都會用到。”

　　
  導演胡明給於正取了個“剛萌烈火葫蘆娃”的外號，因為“又剛又萌隨時展現脾氣”。當然，這個外號沒有當著於正的面兒叫，記者轉述給於正之後，他笑了笑，說，“還挺可愛的，我確實一直在發脾氣”。

　　
  合作《演技派》之前，宋秉華對於正的印象與大眾對於正的印象並無差別，相處之後發現於正是個極其勤奮、敬業的人。“於老師回信息基本是秒回。當他的助理需要有兩點高度敏感，於老師上廁所時迅速告訴他最近的廁所，以及帶夠充電寶，他幾乎永遠在線，迅速回信息，打字太多兩個手指節都有點突出。”

　　
  當然，合作的過程中，宋秉華也遇到過於正發脾氣，不過他反而因此對於正的認識更加立體，“他發脾氣或者懟人都是為了工作，對事不對人”。

　　
  但於正很少跟年輕演員發脾氣，王玉雯說自己遇到的最嚴厲批評，是於正老師私下跟她說了句“你演得太差了”，然後指出她的問題所在，再未多一句言辭激烈的評論。

　　
  於正對於年輕演員的喜歡溢於言表，他希望用自己驗證過的經歷給年輕人輸入一些觀念，“現在多給年輕人輸入一些好東西去幫助他們，他們能上去，這是我培養學生的初衷。”

　　“我不喜歡看到全世界都誇我”

　　
  於正把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歸結於“能吃苦”，即便他有能力讓自己過得更好的時候，他依舊讓自己不那麼舒適。

　　
  37歲的時候，於正纔決定在橫店買一套房子，此前9年裡，他來橫店，都住在影都賓館，房間號是2317。彼時，他已擁有足以住得更好的財富。

　　
  於正向《中國企業家》解釋道，他希望給劇組做好表率，只有當他住在這個賓館，他纔能要求楊冪、Angelababy這個咖位的明星也住在這樣級別的賓館，節省成本。

　　
  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害怕被財富裹挾，過得太過安逸，怕自己一旦開始享受，就會寫不好劇本。“我這麼多年沒住過好房子，坐飛機也是經濟艙，也不會穿太好的衣服，我對自己很差，特意營造出一個不舒服的感覺，來逼自己努力達到更高的點。”

　　
  隨著年歲漸長，集中注意力變得困難起來，他發現賓館漏水、斷電也讓他很頭疼，會乾擾到寫作。糾結之後，他發現舒服的狀態或許更適合寫作，於是在橫店買了房。

　　
  一向精打細算節省成本的於正，在買房上面沒有任何投資理念。他在北京有一套90平米的房子，朋友們會覺得於正住這麼“小”的房子很奇怪，“可以了，已經很大了，我一個人住90平米房子還不大嗎？有書房，有臥室，有客廳的，很好了，剛來北京的時候還住地下室呢，我對物質這種東西沒有太大的欲望。”

　　
  跌宕起伏是人生必然的軌跡，於正早就看清了這一點，他清楚地知道人不可能永遠在一個至高點，所以他寧願讓自己處於一種不好或不安的狀態，來延緩掉落神壇的危機。“不要讓自己真的變成德高望重，功成名就，那以後就架在那裡了。我甚至希望自己是一個闖禍的小孩，經常出點狀況，經常讓自己處於這種不安的狀態，我纔能寫出更好的劇本來。”

　　
  在當編劇之前，於正有一個演員夢。但考上戲劇學院後，在舞臺上的不自信，讓他一度懷疑自己與舞臺無緣。

　　
  主角夢破碎的時候，於正有點自卑。不過很快他就找到了補償方式——給一個星空衛視寫欄目劇，每個月都是班裡賺得最多的那個人，收入的提昇讓他有了巨大的滿足。

　　
  演員路走不通後，於正從1999年開始給《新龍門客棧》導演李惠民當學徒學習寫劇本。那個時候，他經常處於窘迫的境況，一年沒有工資，他的房租和日常花銷都靠之前的積蓄支橕，積蓄花完了，於正決定離開。

　　
  也曾有老板找他寫劇本，寫40集給八萬塊，於是於正非常興奮地開動，五個月時間只做這一件事情，當時也沒有其他收入來源，於正就在窘迫的“經濟危機”裡創作。交完劇本後，那個老板要求於正去橫店開會，說劇本要等集團過審，但於正等了一個星期後，那邊仍舊毫無音訊，於正有點著急地問，“什麼時候給錢，好歹給一點吧”。得到的反饋是，要麼劇本大幅修改，要麼不用修改但只給兩萬塊錢。

　　
  於正想了一夜沒有想通，一直問自己“我需要這兩萬塊錢嗎”，得出尊嚴更重要的結論後，他果斷給母親打了電話，問母親，“我能不能打車回家，你幫我付車費，這個劇本我不賣了。”

　　
  多年後，這個劇本賣了應有的價格，於正再次說起這件事的時候，語氣頗為驕傲，他覺得自己做了正確選擇，保全了尊嚴。

　　
  雖然於正一直強調自己要創作更好的劇本，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在網絡上卻毀譽參半的，更為戲劇性的是，往往伴隨著“天雷滾”“腦殘”“狗血”的罵聲，收視卻一路飄紅。人們呼朋引伴地觀看，再爭先恐後地吐槽，一邊義憤填膺地指責於正劇侮辱了觀眾的智商，一邊看得不亦樂乎。

　　
  當口碑與收視率冰火兩重天時，收視率和回報成為了於正的護身符。

　　
  他曾表示自己的劇“沒有一部不賺錢”。2008年，於正作為制片人的處女作《最後的格格》播出，這是他第一次感覺把自己的戲完整拍出來了。“也有一點遺憾，第一次做，很想為老板賺錢，把三十六集的戲拖成了四十集。”

　　
  從第一部戲開始，於正就堅決踐行“為投資人賺錢”的信條。

　　
  對此，圈內自然有不同的聲音，甚至有些刺耳。“你覺得不好，但為什麼要拍呢，為什麼要播呢。還不是因為觀眾就愛看這個，有收視率。自己活該，你還罵誰  啊。”電視劇《永不消逝的電波》的編劇餘飛說。他拒絕評論於正和他的作品，“你讓我說他好，我也說不出口。你讓我說他差，我也犯不上。他很熱門，但編劇圈沒有人談他。”

　　
  外界的種種評論，於正一點都不害怕，他甚至覺得，有人罵他是好事兒，“那說明還沒有讓全世界喜歡你，你就要做得更好，把痛苦變成創作的養料，這種心理暗示能促使我更好地工作，我其實不太喜歡看到全世界都在誇我。”

　　
  當然，於正也不會憋著，他也會用對罵的方式去排解，如果覺得對方說得不對，立馬罵回去，絕對不會因為罵戰有失身份，就讓自己憋屈。“我是個大活人，沒有把自己高高架在一個大編劇、大制作人的位置。”

　　
  但他害怕自己迷失。

　　
  曾有一段時間，於正自己非常迷戀收視率，《宮》播出的時候，他幾乎每天要看收視率纔能睡覺，只有收視率第一並且與第二拉開巨大差距時，他纔能感受到數據帶給他的快感，以及安全感。

　　
  這種焦躁也讓他在《宮》播完以後半年都寫不了劇本，每天忙於各種應酬和接受采訪，那段時間讓於正非常焦慮，甚至開始掉頭發、發胖。

　　
  為了緩解浮躁，於正跑去橫店寫第二部戲，直到《宮》的熱度消散。

　　
  後來於正依舊研究收視率，研究觀眾心理學，結合當下觀眾的情感需求創作，也會在劇集播出的過程中發關於收視率、播放量的微博，但是他再也沒有直接表達過對收視率的癡迷。

　　
  《延禧攻略》之後，於正大受好評，口碑與收視率雙豐收，對於這部給他帶來光環的作品，現在再提起來，他顯得興致缺缺，“那是過去的作品，我已經不喜歡它了”。

　　
  當問到，“那你現在喜歡哪一部？”

　　
  於正毫不猶疑地說，“《演技派》。”

　　
  和解

　　
  沒有一部作品能長久地讓於正滿意，他也從來不會對某個時間段的狀態滿意，他會刻意告訴自己還差得遠，“因為我是個很燃的人，我需要爆炸，我需要讓自己覺得自己沒那麼好。”

　　
  正如他的作品一樣，於正身上交織著各種矛盾的特質，很多看似在他身上無法自洽的特質，成為了外界眼中分裂的於正。

　　
  他渴望成功，又害怕成功，擔心因為些許成就讓自己變得安逸，從而喪失衝勁兒；他自大，看不上別人的劇本，只覺得自己寫的最好，又自卑，戲劇學院的經歷讓他深懷不安；他看似平和，堅定地表示自己完全不在乎外界的看法，自己開心最重要，卻又暴躁易怒，動不動就和人在網上掐起來。

　　
  對於很多東西，他總是渴望而又恐懼。

　　
  在他諸多矛盾又衝撞的特質中，“可以強悍地適應現實”這一條讓他無往不利。當與現實抵觸時，他會第一時間從自我意識中跳出來，去服從現實。

　　
  於正編劇生涯低谷階段，他的父親去世了。2018年，接受《人物》雜志采訪時，於正坦然表示，過去他覺得父親生前沒有看到他成功，是莫大的遺憾，耿耿於懷於“父親沒有享受到我的一點榮耀”，但是這幾年他釋懷了，“他沒有看到我的成功，同樣他也沒有看到我的失敗，挺好的。”

　　
  年歲漸長，於正開始慢慢與自己和解。他不再提起自己的遺憾，堅定地表示，“我的人生每一步都算數，截至此刻，沒有遺憾”。

　　
  姜思達形容於正“是一個AI，他披著人類的衣服，試圖扮演上帝”，自有一套健全的邏輯和體系，不需要、也不希望被打破。

　　
  在於正身上，看上去他是那麼直接、坦然地擁抱商業，不擰巴，不猶豫，用成功赤裸裸地回應質疑和嘲諷。六年前，他會對記者侃侃而談自己打造爆款的邏輯，“我做戲從來只從市場出發，堅信只有投資人賺錢纔能夠維持我們的藝術生命。所以在拍攝時最重視的是劇本故事好看，電視劇觀眾就是王道，抓住觀眾的心，贏得收視和經濟效益纔是我們要做的。” 並以此信條來規勸同行。

　　
  但六年後，他不再強調經濟效益，更多將作品的創作初衷歸結為“覺得有趣”，既不想打造商品，也不想打造藝術品，只要作品有觸動自己的地方，那就去做。他也不再談任何商業上的成績，強調自己只是個“玩藝術的人”。

　　
  現在，他用一部綜藝《演技派》給12年的創作生涯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人們卻驚訝發現，他只談演技不論“效益”，他說，“我希望為行業好，本身也是讓我快樂的事。”

　　
  當被問及是否認為自己成功時，於正毫不猶豫地說“特別不成功”，即便他沒有一個具體定義成功的標准。

　　
  不過，他很享受現在的狀態，就像一個爬山的人一樣，一直在攀登，雖然沒有夠到頂，但是離下面已經很遠了。

　　
  “頂峰是什麼？”

　　
  六年前，於正不假思索地回答“李安啊”。

　　
  六年後，他說，“不知道。人生到最後沒有頂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