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讀書的時候，突然社會上多了個詞‘改革’。起初並不知道這個詞將與我個人生活發生多大的關系，無論是本科、碩士畢業，還是開始工作，似乎關於這件事情，我都是在關注別人的所作所為，對別人做得不對的事情希望有改變，或者想把事情往更好裡做。”
馮侖在最近的一段回憶中描述，改革之初，他懵懵懂懂地參與到了“改革的吃瓜群眾”行列，完全是從一個看客的角度去窺探、去加油、去使勁。
那段“改革吃瓜群眾”的歲月，是輕松愉悅的。“上世紀80年代的狀態，特別興奮，因為當時思想空前活躍。”馮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30歲以前，跟時代最大的連接，除了上班，就是大量參加社會活動，“只要有跟改革有關，跟新思潮、啟蒙這樣一些理論研討有關的，都特別積極去參與”。
彼時，馮侖在國家體改委下屬的體改所工作。如果不出意外，他會像前輩一樣，沿著“理論對策化、對策政策化、學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路徑走下去，這是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改革的普遍路徑。
但沒多久，馮侖離開了體制，成為自由人。他形容自己，“從車上被顛下來了”。而到了體制外，他纔發現，自己成了改革的對象，每一次改革都跟自己有直接關系。
“被改革”的前半生
1977年，馮侖18歲。
這一年，正是改革開放前夜，在鄧小平親自過問和安排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廢除推薦制，恢復了高考制度。在此之前，高考這扇大門已經關閉了整整11年。
馮侖高中畢業，恰好趕上恢復高考。馮侖看完母親用蠟版給他復印的資料後，借來一輛自行車奔赴考場。“當時考場的課桌都是破破爛爛的，桌面高低不平，有時一寫字就能把考卷戳出一個洞。”
馮侖考上了西北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這是新設立的專業，首批招收了50人，馮侖成為這個專業的第一批學生。同班同學中，有的是知青，有的已經三四十歲有了孩子，而馮侖是大學裡最年輕的學生之一。
本科畢業後，馮侖又考上了中央黨校的法學碩士。在中央黨校讀書期間，他通過大量閱讀，建立對外界的認知，尤其是對真實世界的了解。
他後來在自己出版的《野蠻生長》一書中回憶：“中央黨校有兩個閱覽室，一個是黨刊室，就是內部資料（內參）閱覽室。當時是按級別看內參，很多資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資料反映的都是社會陰暗面和問題。我突然感覺，原來除了我們從《人民日報》看到的那些正面的東西外，還有這麼多真實的情況！我開始懷疑，漸漸形成了習慣，在內刊室裡找史料，不停地看各種各樣的內參，這些資料使我知道世界原來是由兩面互補的，一面是宣傳，另一面是內參。”
年輕的馮侖和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思考的都是一些國家和民族的“大問題”。對自己的人生規劃，也和主流保持一致。他希望自己能成為胡喬木那樣著名的“筆杆子”。“那時候最高理想就是成為胡喬木這樣，天天寫字，然後給領導寫點文章。”
畢業後，馮侖留校做了一段時間的老師，隨後去了中宣部、體改委。
29歲那年，馮侖第一次來到了海南，著手創辦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會從海南開始，轉了一個大彎。
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成為最年輕的省和最大經濟特區。由於國家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優惠政策，海南成為了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向往和憧憬的熱土。
不過，馮侖在海南的第一次冒險沒有成功。當時，海南省體改所既沒有財政撥款，也沒有啟動經費，隨後被撤銷。他回到北京，遍托關系找工作，但所有國家機關都對他關上大門，他再也無法退回到體制之內。
“顛下來後纔發現，自己被改革了，於是只好尋找新的生存和發展方向。”馮侖回憶。
但是重新尋找方向並不容易。這其中值得回憶的一段人生插曲是，回到北京後，馮侖誤打誤撞來到了南德公司，成為“狂人”牟其中的副手。牟其中的做事風格充滿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曾以500車皮輕工產品，換回前蘇聯4架民航機。牟甚至揚言：要在喜馬拉雅山炸一缺口，讓印度洋暖濕氣流進入中國，把落後的西部變成第二江南。
書生氣的馮侖和江湖氣的牟其中注定無法成為同路人。1991年，馮侖不辭而別，正式闖蕩海南。
1991年6月，馮侖、王功權、劉軍、易小迪、王啟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農業高技術投資聯合開發總公司（萬通前身），後來又有潘石屹加入。日後，他們被稱為“萬通六君子”，他們的聚散和沈浮，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注腳。
為什麼選擇海南？其實並非偶然。馮侖說，因為要自謀生路之後，總會選擇“激情四射和認為有機會的地方”。
“在被改革的狀態中找到了海南大特區這個熱鬧非凡的改革熱土，於是我們開始在那裡野蠻生長。”馮侖說，“六兄弟”一致認為海南是“最容易生長的地方，最容易綻放和最輕松的地方，也是最不怕失敗的地方，因為那裡有著最多跟我們一起嘗試在失敗中找到方向的人”。
“萬通六君子”的海南往事，已經被無數媒體挖掘、加工和呈現，關鍵詞幾乎都是“冒險”。
建省之初，中央政府給予了新特區超乎想象的優惠政策，資金和淘金客一起瘋狂地奔向海南。
萬通賺到第一桶金的故事，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現在聽上去非常瘋狂，但在當時的海南卻十分盛行。
1991年，六兄弟在只有3萬元起步資金的情況下，馮侖找到一家信托投資公司，和對方談合作，“有一單項目，我出1300萬，你出500萬，我們一起做。”對方同意後，500萬一拿到手，馮侖馬上跑出去寫文件，王功權騎著自行車迅速拿到錢，然後從銀行貸出了1300萬，再以1800萬作為本金購入8棟別墅，然後出手，賺取了300萬利潤。
“早期很多民營企業管理就四句話：以老板為市場，以銀行為客戶，以貸款為收入，以籠絡為管理。”馮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早期海南的民營企業很多就是這樣的生存方式，但這些方法論對於以後做企業，“都是致命的威脅。”
馮侖還曾對媒體講過一個細節，“你會被騙到一個夜總會，被推到一間黑屋子裡靠牆站著，一把槍抵住肚子，然後強迫簽下一個合同。這種事情曾經發生在我們公司的人身上。”
自由而瘋狂，這是當時整個海南的氣息。不僅馮侖，六君子的每一個人，都迅速完成了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身份轉換，並且享受這種自由和狂熱。
“至今想起來，在海南那樣一種自由的熱土，無拘無束的表達，快樂的行走，艱難的忍耐，都變成了美好的經歷。”回憶往事，馮侖依然感慨，因為當時什麼都沒有，就意味著什麼都不會失去，也就意味著得到任何收獲都會開心，“在海南真有一點兒童般的快樂”。
“心裡有未來，腳下纔有道路”
1992年底，“六君子”的海南農高投注冊資金已經改寫為5000萬元，當年的“皮包公司”已經實現了華麗轉身。
在商業規則一片混沌的海南淘金潮中，他們活了下來，並且初嘗了成功的味道。不過，這個時候，對這6位平均年齡只有25歲的年輕人來說，賺錢仍然不是他們的信仰，他們試圖尋找到比賺錢更有意義的目標。
“到 1992 年，公司創辦一周年的時候，我們開了整整一天的會，就為了解決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我們幾個一起創業，而不是別人。這成為我們當時面臨的最迫切的挑戰：我們是誰？我們為什麼要聚集在一起？我們為什麼要結合成一個特殊的企業群體？我們該如何講述自己？”馮侖回憶，六個人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披荊斬棘，共赴未來》，副標題是《知識分子的報國道路》。
六個人，都曾有“書生報國”的志向。馮侖畢業於中央黨校；王功權畢業於吉林工業大學管理系；易小迪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專業；王啟富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後來又去了中國政法大學讀法律；劉軍16歲就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學。只有潘石屹學歷稍遜，最初只考上了中專，後來繼續報考了大專。
不過，在快速變化的時代洪流中，“六君子”都脫離了主流路徑，選擇了另一條道路。盡管身份已經下海，但在內心，他們更願意向知識分子靠攏。
“我們得出結論：我們一起創業，不是為了生計，而是為了信仰，為了國家的未來。”馮侖說，現在看來這個話題有點宏大，但就像當時王功權說的幾句話，做這件事對得起自己、養得活自己、對得起父母。也要對得起社會，對得起員工，“這是我們對自己的信仰做的具體的闡釋。”
懷揣著信仰，“六君子”選擇了梁山好漢式的內部管理方式：座有序，利無別。在工作上有分工，在利益上平均分配。
1992年，馮侖和潘石屹嗅到了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氣息，將資產抽離海南，轉戰北京，躲過了即將崩盤的海南樓市泡沫。1993年，萬通在北京成立。1995年，萬通的觸角已伸進房地產、通信、服裝、商業、信息諮詢、銀行、保險、證券等多個領域，地盤擴及北京、海南、西安、沈陽、武漢。
就在萬通總資產達到70億元時，“萬通六君子”最終還是因為理念的巨大分歧，最終散伙，各立門戶。
潘石屹帶著他的“SOHO”系列離開萬通；王功權遠赴美國轉行做風投，創辦“鼎暉創投”；易小迪成立了陽光100集團，繼續做房地產；王啟富成為“海帝地板”總裁；劉軍重歸農業高科技投資；只有馮侖一直留在萬通集團。
這次分道揚鑣，在感情上是痛苦的，但對未來，也可能是最合適的安排。
“這就像兩個不成熟的小孩，結婚過日子又生孩子，早晚是要散的。”馮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可以用婚姻來理解6個人的聚和散，結婚是誤會，離婚纔是理解，精神上的婚姻永遠比身體和現實中家庭的婚姻要更久遠。馮侖說，他們6個人實際上是一種精神婚姻，“我們的價值觀是相近的，所以一直都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系。”
留守萬通的馮侖，帶領萬通在地產界拼殺，直到2011年，馮侖宣布卸任萬通地產董事長的職務，並逐漸淡出萬通實際控制人的角色。
萬通地產在地產界的體量一直不算很大。2003年底，萬通地產資本金和年度營業收入已雙雙進入中國房地產企業十強。但十年之後，萬通依舊在二線房企行列徘徊，而萬達、萬科已領先成為行業龍頭。
馮侖放棄了萬科、保利得以稱王的“大規模拿地開發”的快周轉模式，而走“輕資產”路線，在地產圈跑馬圈地的速度遠遠趕不上其他同行。
對於錯失過的機會，馮侖曾經有過反思：“2002年後，萬通剛剛還完債，我們不想高負債，用高杠杆來撬動市場，結果萬通失去了一段發展的好時期。”
不過，萬通在業內，更多是以房地產行業創新者和開拓者的姿態著稱。而馮侖，因為對房地產模式的不斷思考和折騰，收獲了“地產界思想家”的稱號。
他在國內首倡房地產的“美國模式”（即由全能開發商轉化為以投資能力見長的專業的地產投資公司）。他還曾一度癡迷於自己的地產“理想國方案”。2009年底，他把自己的想法公之於世，也即後來的“立體城市”計劃。按照其描述，立體城市將在一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建造起500萬平方米以上的建築集群，運營商試圖通過發展產業、提供醫療、社區服務等為數十萬乃至百萬人口構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
這是一個據稱要花費5~7年、斥資500億元打造的理想國，但這樣一個需要持續的、大規模資金投入的計劃顯然會影響萬通地產的業績。於是，馮侖選擇在上市公司之外進行自己的試驗，但最終卻遭遇種種困難，進展一波三折。
事實上，馮侖一直不滿足於做一個傳統的開發商。他一直在不斷反思房地產領域的根本問題，反思傳統的城市發展模式。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今年以來，他思考最多的是房地產的調控模式。
“我覺得改了這麼多年，一直沒有擺脫一個傳統的觀念和做法，就是把市場當下級，用文件和會議管市場，而不是用法律。”馮侖說，今年 1 月份到 5 月份，各地區關於房地產調控的文件已經累計出臺了 200 多個。從目前的勢頭來看，文件下發的速度和趨勢還在加快。用文件管市場的結果，就是企業的預期難以管理，面臨的制度成本正在逐漸提高。“這種方法如果不改變，靠發文件來管市場，靠會議來管市場，靠批示講話來管市場，只能加大市場化改革的阻力。”
“我最早在機關工作的時候，看到一個小本，裡面記錄了每一個人的生理周期和使用計劃生育工具的次數。我纔知道那個年月，生孩子的機會都是組織上配給的。如果經濟到了這種程度，就是最糟糕的經商環境。”馮侖非常懮心，制度成本讓現有的創業者在做長期決策的時候時常陷入迷茫，企業家對自己資金周轉的速度沒辦法把控，對於市場的規模更沒辦法做出判斷。“企業家要永遠向前看，心裡頭有未來，腳下纔有道路。但如果預期亂了，心裡三心二意，腳步就會徘徊，甚至倒退。”
“改革要去的地方，必須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中國地產界，少有人有馮侖這樣的學歷背景——本科在西北大學讀經濟，研究生在中央黨校鑽研馬列，2003年又在中國社科院拿到了博士學位。
對於“傳道解惑”這件事情，馮侖有很深的情結，先後出版了《野蠻生長》《理想豐滿》《歲月凶猛》等書，被集結成了馮侖商業三部曲。
相比他的大部頭著作，他張口就來的“段子”影響了更多的人。“好人談理想、壞人只談錢”，“理想就是把牆上的美人變成炕上的媳婦”，“住房問題是青春痘，扛一段時間就會自然解決”，“做公益如大姑娘新婚——幸福又糊涂”……段子太多了，他又把這些精彩的段子寫成了一本書，取名《小道理：分寸之間》。
吳曉波說，馮侖是中國企業家的“段子派”掌門，他的商業真相和管理智慧都在段子裡。段子太出名了，以至於也給馮侖帶來很多困擾。“每當有什麼活動的時候，很多朋友大家都希望，能不能講個什麼段子，我就很窘迫。我又不是郭德綱，我不負責每次都來表演。”
他表達自我的手段，比一般人多。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幾乎沒有哪個中國企業家像馮侖這樣，積極而且熱烈地擁抱自媒體。馮侖早在2006年，在萬通就創辦了《風馬牛》電子雜志。2016年緊隨新媒體發展趨勢，上線了風馬牛公眾號，做起了脫口秀節目。
馮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公司團隊運營了三個微信公號，加上頭條號和微博號，5個號加起來粉絲已經超過了120萬。
“馮侖風馬牛，在公號裡肯定算好的，因為已經賺錢了，有人投廣告了。”馮侖說，這和團隊的努力，以及自己的勤奮支持分不開。署名馮侖的文章，在公號裡出現得很頻繁，這些都出自於他的原創。
他創作的方式很獨特。“我寫法跟別人不一樣，我拿手機寫，比如說一會到機場了，還有20分鍾，我就對著手機說一篇文章，然後發給他們去轉化成文字。”馮侖說，雖然有時候讓文章看起來有點“口水味”，但這種方式讓他很快樂，不需要在電腦前正襟危坐。
在自媒體時代，馮侖的身份是“馮叔”。他樂在其中，甚至開玩笑說，自媒體要慎入，因為他越來越擅長一個人說話。“一個人都能把自己說嗨了，我有時候懷疑自己會不會得神經病。”
2018年2月2日，馮侖又折騰了一件大事，將風馬牛一號衛星成功送上太空。除了思想家和段子手，他現在還是中國第一顆私人衛星的擁有者。
馮侖希望，能夠借助太空技術，打造未來媒體。在他看來，太空媒體，能創造很多獨特的內容和體驗，比如“太空直播”。風馬牛一號這顆衛星就配備了4K高清全景攝像頭，可以呈現360度太空高清照片，地面接收者可以看見來自太空的影像，再配合一些VR技術，讓用戶有親臨太空之感。他希望借此探索一種全新的科技媒體商業路徑。
做自媒體，放衛星，在很多人看來，馮侖總是在不務正業。而對馮侖自己而言，他一直渴望打破邊界，利用自己擅長的商業方式，去尋求人生更多的可能。
不過，無論折騰多少事，他終歸會在商言商。馮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這個階段，他的主業仍然是賺錢，“有一半的時間是和賺錢有關，30％左右的時間花在公益上，剩下百分之十幾的時間給自己。”
“現在我做的事，就三件：賺錢、捐錢、花錢。怎麼賺錢，決定怎麼花錢，所以做企業一定要有效益。但是賺了錢以後，一定要有所謂企業社會責任，這份責任就包含捐錢、捐時間、捐能力。然後還得為自己、為家人，為了朋友，花錢。”馮侖說，在人生三件事的選擇方向上，希望是對個人、企業、社會都有增量的事，“有增量就是不做重復的事情，比如，去湖畔大學做導師，對於民營企業家的訓練，這裡不同於很多大學的商學院，這就是增量。”
馮侖曾經說過，偉大都是熬出來的，他現在依然在身體力行，“朝著一個方向，連續地正向積累，事情就變成了事業。”
回望“被改革”的半生，馮侖說，這30年裡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談論改革，不是自身去體會被改革，而是出差和不間斷地飛行。
“我現在一年要飛一百五六十次，所以做生意這半生下來少說也有三四千次的飛行。這種頻率的出差，這樣的折騰，卻總讓我感到既興奮又疲倦，既期待又茫然，既充實又空虛；既感覺到些許成功，又不時有些沮喪；既有過程中的些許快樂，但也有之後的惆悵。” 馮侖說，之所以會有這麼復雜的情緒，實際上主要糾結在這三件事兒上：去哪兒、和誰去、做什麼。
“一個國家的改革同樣也需要每天考慮去哪兒的問題，和誰去的問題，以及做什麼事的問題。” 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八屆年會上，馮侖發布了他“給40年的一封信”。他表示，改革的目標一定是消滅改革，改革要去的地方必須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改革的最終結果應該是讓我們所有的企業家能夠感受到道義的存在，權利的存在，市場公平的存在，財產和企業長期發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存在、自我的心靈得到平衡的存在。
馮侖曾說，改革開放40年，他最想寫本小說把自己經歷過的、看到的、聽到的，民營企業發展這40年的震撼、有勁、生動的一些人和事，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來。書名想好了，就叫《自由塔》，寓意是“選擇就是放棄，自由就是枷鎖”，就如同他自己“被改革”的三十年。
馮侖今年59歲。從1995年六兄弟散伙，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但“六君子”幾乎每年都有一次聚會。
“每年聚會的時候，大家經常開玩笑互相詢問情況，沒有一個人坐牢，沒有一個人逃跑，沒有一個人轉移財產，沒有一個人因為經濟問題成為‘兩院院士’（醫院和法院）。”
在馮侖看來，這就證明了一點——“我們當初的這份堅持是真實的。”
回望半生，馮侖很感慨：“在中國社會群眾普遍浮躁地去追求金錢和物質的時候，我們這六個人，還有所有一起奮斗的伙伴，都堅守著一個基本的底線，我們形象地稱自己為‘夜總會裡的處女’，不管別人怎麼亂，我們得守規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