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2月2日下午3點左右，特朗普的厚達500頁的稅改法案獲得了美國參議院的通過。此次稅改將是美國31年來最大的稅制改革，盡管短期內很難全面系統預測其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但如此大規模的稅收政策調整必將對美國經濟和產業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美國稅改有著怎樣的特征？

　　一是以減稅為主基調。將企業稅率從35%降為20%；在眾議院版本中將個人所得稅減為四個稅檔；美國企業留滯海外的獲利，將在繳交14%所得稅後全數匯回；遺產稅或將廢除。

　　二是屬於結構性減稅政策，與美國整體的經濟和產業政策相吻合，體現了政府經濟調節思想，對不同行業影響並非『中性』。比如稅改方案包括一項開放阿拉斯加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Alaska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部分地區用於石油開采的措施，包括租賃80萬英畝(約合3,240平方公裡)土地進行勘探。或將對於石油開采進行鼓勵，同時削減或終止風能、太陽能項目享受的聯邦稅收減免優惠措施。這與美國將自身打造成為能源輸出大國的目標相契合，將對全球能源市場帶來巨大影響，也意味著能源產業的重大變革。

　　三是涉及國際稅收原則的重大調整。對境外所得征稅由屬人原則調整為屬地原則，這將大大簡化屬人稅制下復雜繁瑣的抵免制度。或意味著，那些曾經為了規避美國高所得稅而選擇在境外建離岸公司的企業，境外所得可以回流美國。這實際上體現了國際稅收的資本輸出中性原則，消除目前企業寧願把利潤保留在海外的扭曲性激勵。短期看可能有利於境外滯留利潤匯回，長遠是為了鼓勵企業擴大對外投資獲得收益，並將收益無成本和無障礙地回流美國，形成良性互動。

　　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不在眼前，更在長遠

　　正如特朗普所宣稱的那樣，美國此次稅改是實現『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重要舉措。而減稅促進經濟的邏輯顯而易見，即通過減少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增加企業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拉動民間有效需求，增加生產要素的供給，促進經濟恢復活力。減稅相當於把一部分稅收『藏富於民』，進而減少了『稅收楔子』給經濟造成的低效率。

　　但從美國經濟實際情況看，減稅在短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有限。從減稅正面效應看，減稅對刺激制造業回流的作用不大。美國的制造業比重低，佔美國GDP的比重不過13%左右，創造的就業佔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甚至不到10%。美國的勞動力要素成本高，發展傳統制造業的比較優勢不會因為減稅而明顯提高。美國的跨國企業避稅行為普遍，企業名義稅率與稅收實際負擔率差別大，減稅法案的實際效果可能並不大。

　　美國很多科技企業包括亞馬遜、Google、苹果、Facebook等基本上已經在全球布局，通過全球稅收籌劃或已經把實際稅負降低到不足5%，名義稅率的降低並不會帶來實際稅收負擔的減少。根據目前美國法律的規定，對於苹果、亞馬遜、Google這樣的大企業，每年需要向聯邦政府繳納約35%的企業所得稅。這些科技公司在稅率較低的國家或者地區設立海外分公司。以苹果為例，他們就采用了一種叫『愛爾蘭荷蘭三明治』的避稅方式。具體來說，苹果先在愛爾蘭設立了一家國際銷售公司(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負責接收除了美國本土市場之外的所有地區銷售收入。而為了享受更低的稅率，他們又在避稅天堂加勒比群島設置了另一個國際運營總部(Appl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雖然在愛爾蘭注冊，但因為總部在國外，就可以被當做外國公司，可以享受愛爾蘭法律所規定的『外國企業無需向愛爾蘭繳稅』的政策。然後，他們會通過在荷蘭成立的另一家子公司——苹果歐洲運營公司(Apple Operationas Europe)，來完成這幾家公司的資金交易，進一步規避所得稅。荷蘭的稅法以公司注冊地而不是所在地為基准，因此這三家公司都在歐盟范圍內，免收企業所得稅。這樣一來，苹果在海外的營業所得所需繳納的稅款就被大大降低了。

　　從負面效應看，坊間最擔心的是減稅可能使本來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更加惡化，美國目前債務總額高達20萬億美元，減稅或會加重美國還債負擔。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懮慮，稅改對經濟刺激大不，可能導致通脹上昇到危險的水平。根據有關方面估計，稅改會在未來10年為美國帶來至少1萬億美元赤字，相當於該國約5%GDP。根據『拉弗曲線』，減稅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通過刺激經濟反而使稅收增加，盡管我們無從判斷目前美國稅收綜合負擔率處在均衡點的哪一側，但動態地看，減稅必然帶來需求和供給的增量，加之短期會鼓勵大量滯留海外的資本回流，美國財政收支和國際收支狀況或許不會過快惡化。即便短期財政赤字擴大，鼓勵利潤回流的『屬人稅制』和美元加息政策組合足以保證美國為赤字進行融資的能力，借助美元的獨特地位繼續『剪羊毛』。

　　同時，絕不能低估美國稅改對美國經濟的深遠影響，尤其是國際稅收原則的重大調整對企業的影響絕不是利潤匯回那麼簡單，將極大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假以時日，稅改對美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將顯現。

　　美國稅改將從哪些方面給我國帶來影響？

　　一是高稅負的輿論壓力。美國稅改掀起中美稅負比較的熱潮，出現了反應中國稅收負擔過重的輿論。有些觀點指責美國『不負責任』，關於『稅務戰』的言論也時有發聲。美國稅收改革是美國行駛其稅收管轄權的做法，本身並無可厚非，稅改的具體內容並不涉及國際稅收協調問題，美國稅改的國際稅收屬人原則其實有利於減少『合法但可能並不合理的避稅』。盡管美國作為大國，其稅收政策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外溢效應，但除了國際稅收相關規定外，其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是間接的。

　　由於稅收只是影響國際投資的眾多因素之一，很多實證研究證明，單純的稅費優惠對FDI區位選擇基本不起作用，區位選擇主要是由東道國市場規模、市場開放度等區位條件，以及產業集聚效應等決定。競爭性減稅未必能對資本流動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稅務大戰』的說法並不妥當。簡單的中美稅負比較往往忽略了中美兩國政府治理能力和模式的差別，給我國加快稅收改革和降低稅收負擔造成很大壓力。

　　二是國際稅收規則調整的壓力。目前，我國參照美國屬人稅制采用抵免法消除雙重征稅的做法。在制度設計上，規定采取限額抵免、超抵免限額的5年結轉。在限額抵免制度下，我國企業到稅率低於我國的國家(地區)直接投資，回國還要補繳稅款，使其從事境外投資活動的稅收成本明顯高於實行屬地稅制國家企業到相同國家(地區)投資的稅收成本。超限額的部分只允許結轉5年抵扣，如果抵扣不完，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稅收成本，很可能高於實行屬地稅制國家的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使我國企業在境外投資中處於不利地位。美國稅改實行屬地原則，反應了國際稅收鼓勵跨境資本流動的趨勢，順應我國企業加快『走出去』的形勢，應加快研究實行『屬地原則』的可行性。

　　三是提高稅制的國際競爭力的壓力。稅制優化的目的在於形成一個能夠兼顧稅收公平與稅收效率的稅制結構。美國稅改法案在知識產權上有許多優惠的安排，吸引美國大企業更傾向回國申請知識產權；移民法規配合稅改修改，對於高科技創新人纔的吸引力更大。這些調整整體上提高了美國稅制的國際競爭力。

　　我國稅制結構與美國差異大，美國以直接稅為主體，我國一直強調直接稅和間接稅『雙主體』，但在實際上形成了更多地倚重流轉稅的『跛足』稅制，2016年，直接稅所佔的比例不到30% ，間接稅佔比高達70%。流轉稅為主體具有保證稅源和便於征管的優點，但流轉稅具有累退性質，注重了效率卻不能兼顧公平。作為具有累積特點的所得稅比重過低，造成我國稅制結構在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大大弱化。針對當前我國面臨的產業結構不合理、企業創新動力不足、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等問題，應該加快調整稅制結構。與美國稅務競爭，恐怕不是簡單的稅負比較，更多地要著眼於建立有國際競爭力的稅制結構，吸引全球科技、人纔、資本等資源的集聚，同時通過國際稅收規則的改革激勵本國企業的跨國合作和提高國際競爭力。

　　四是人民幣匯率短期承壓。目前美國企業滯留海外的資金規模巨大，以苹果為例，其存放於海外的資金超過2300億美元。美國稅改，可能導致部分資金回流美國。資本回流加之美元加息，短期會推昇美元指數，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一定壓力。但是，正如上文分析，美國稅改實際是通過便利企業利潤匯回讓企業無顧慮地『走出去』開展國際經營。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也是短期的，風險可控的。

　　【專家簡介】曲鳳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特約研究員，跨境金融50人論壇成員、絲路國際產能合作促進中心顧問、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一帶一路』國別規劃主持人、國際產能合作重大專項課題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