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催債何時休？
輕則電話催收、派人去家裏，重則非法拘禁、毆打欠債人。暴力催債事件屢發，還出現了“催討產業”，手段惡劣，社會危害嚴重
紀森是北京市海淀區某房產中介公司負責人，銷售經驗豐富的他最近卻遇到一樁怪事：
業主張某將自己價值420萬元的房子作價325萬元出售，並要求越快成交越好。見慣了加價售房的紀森對這種減價出售行爲感到不解，跟張某溝通後才恍然大悟。
原來，張某的兒子做生意資金緊缺，曾借了一筆高利貸，每天利息高達7萬元。但由於投資不順利，無法及時還款，遭到放貸人威脅。無奈之下，頂不住催債壓力的張某選擇低價出售房產，儘快變現還債。
在山西省某市從事貨運生意的張林也遇到了暴力催債。2015年底，張林欠下近20萬元債務。爲了還錢，他向當地有名的放貸人胡偉先後借了大約70萬元高利貸，月息3分到8分不等。張林還清原本的債務後，很難短期內再還上欠胡偉的70萬元本金和每月近4萬元利息。但胡偉也不是好惹的，去年5月，他強行開走了張林的車。
“我也想千方百計湊錢還上，但他們根本不給我機會。”無奈，張林走上了逃債的路。後來胡偉等人又找到張林母親的住處，搶走了他家的地契。據張林的鄰居回憶，那段時間，村裏的牆上、電線杆上，都是張林的名字和照片，還有各種威脅恐嚇的話語。
近年來，高利貸暴力催債事件屢有曝出，人們不僅驚訝於借2萬元利滾利欠20萬元，也被種種催債的暴力手段所震驚。
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丁騁騁認爲，由於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銀行強化資產質量控制，借款人融資難依然存在，生意不好做，融到錢又陷入還款難，民間借貸的不良資產處置逐漸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生態鏈。
“甚至還出現處於‘地下’或‘半地下’的催討產業，他們將不良資產稱爲‘特殊資產’或‘資產包’，有專門的催收團隊。”丁騁騁說。
這些催收團隊中有人負責打電話，有人進行調查，有人研究法律事務，也有人上門要債，催討過程往往有以下幾類階梯式手段：
第一階梯是電話催收，剛開始是提醒式的語言催收，如果不還則使用威脅性語言；
第二階梯是派人上門到債務人家裏或所在單位，整天跟着債務人；
第三階梯是使用流氓手段，但不至於構成犯罪，比如上門潑糞、潑油漆、敲碎玻璃窗、扔動物屍體等；
第四階梯是使用暴力的犯罪手段，公開對債務人毆打、侮辱，甚至非法拘禁、捆綁，造成債務人身體傷害等。
“以不久前的山東聊城辱母殺人案爲例，有很多催債手段極其惡劣，造成的社會危害十分嚴重。”丁騁騁說。
放貸人的錢誰保護？
普通放款人遇到高風險的借款人違約，合法催債手段並不多，只能打官司，用較高的訴訟成本換回欠款
被催債的感覺不好受，但從放貸人的角度講，他們也有苦衷。
“一些生意人經常從我這裏借走幾百萬，用於過橋資金或墊付貨款，雖然只用幾天，但這麼大的資金挪動也是需要成本的，更不能想不還就不還，他們不還錢，公司也有損失啊。”曾在東部沿海某縣經營一家小額貸款公司的葉明漢說，他們找過人晚上去借款人家裏威脅嚇唬，確實會有一點效果，有時能要回來一點錢。“我們知道這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但還能怎麼辦呢？”
最近，華北某市貸款公司總經理張淑梅爲手裏握着的一堆“房產”發愁：這筆500萬元的欠款，房子雖然之前已抵押，但等了一年半，法院還沒判；那筆250萬元，處置部分房產賣了146萬元，剩下的欠款遙遙無期……張淑梅放貸一向很謹慎，卻還是遇到了幾次要不回錢的情況。“爲減少放貸風險，一般我會要求對方必須抵押房產或車子，但真走到去法院打官司那步，等判決拍賣完再拿到錢，其間又要付出很多精力和財力。”
“對出借方來說，關鍵問題是合法的催債手段並不多，尤其遇到惡意逃債的人，不施加點壓力根本拿不回錢。”謝偉平是河北某貸款公司聘用的專職律師，該公司主要做一些小額貸款業務，後來公司負責人發現欠債逃債事件時有發生，但催債要債又特別艱難，打官司成本也很高，只好專門聘用一批人來幫助公司維權。
即使是通過合法途徑，負責幫公司打官司催債的謝偉平每天工作壓力也特別大。一方面從公司經營考慮，要儘可能幫公司多拿回欠款，另一方面民間借貸的法律規範還不完善，等抵押資產拍賣處置完，分到了錢卻無法抵銷高昂的訴訟成本，公司的資金鍊可能受到影響。
據瞭解，目前法律對民間借貸的規定，主要是2015年發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其中指出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若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也就是說，雙方約定的未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出借人請求給付，法院是支持的；對於年利率在24%至36%之間、借款人沒有給付而出借人請求給付的，法院不予支持，但對於借款人已經自願給付了的，法院不認定爲不當得利，也不會判決出借人返還；對於超過年利率36%的部分，法院應認定超出部分無效。
謝偉平說，因爲近幾年生意不好做，很多貸款公司的利息要求其實並不高，一些所謂“利滾利”也是爲了規避放貸風險，借款人在簽訂合同時是完全知情的，但風險在於很多人明知道還不了債卻依然去借錢。
“高利貸越來越集中於高風險的放款人和借款人，這兩類人博弈的結果，是一定會有非常規手段出現在借貸糾紛的處置中，最終使高利貸出現涉黑傾向，很容易導致惡性事件。”丁騁騁認爲，從目前的法律規定看，面對高風險的借款人，如果違約，一般放貸者對他們毫無辦法，所以一些高利貸放款人可能就會使用非常規手段暴力催債。而那些謹小慎微的普通放款人，放貸收不回來，打官司沒用，不得已也會求助社會上一些半公開、半合法的催收公司。某種程度上說，放貸人權益保護不夠，無形中助推了這類催收公司的產生，也影響了民間借貸的健康發展。
民間借貸還有存在必要嗎？
監管部門應該促進其陽光化、法制化、規範化發展，充分發掘積極效應，爲民間資本“開正門、走正道”，合理引導投資流量流向
民間借貸，一直是金融界乃至整個社會關注的熱門話題，但由於監管難度大、借貸利率不透明等問題，大量資金遊走於灰色地帶，不利於金融市場的健康運行。
有人由此發問：民間借貸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爲，民間借貸監管規範薄弱、風控體系缺位、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等，使民間金融運行蘊藏着較大的風險，確實給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埋下了隱患，但民間借貸作爲民間的一種經濟活動行爲，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一方面，隨着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經濟活動日益頻繁，民間資金規模越來越龐大，資本多元化趨勢愈加明顯，一些人希望拿出手頭資金做些投資，而利用好這些民間閒散資金，有助於緩解中小企業和“三農”的資金困難，形成多層次資金融通。另一方面，一些借款人求助於銀行，往往會因授信資格、抵押條件達不到而被拒之門外，希望通過民間途徑解決救急性、臨時性和突發性的資金需求。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補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部分社會融資需求，監管部門應該促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範化和法制化。
作爲浙江溫州金融改革的標誌性產物，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是推進民間借貸發展的一個嘗試。據該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長期以來，溫州傳統的民間借貸習慣於在熟人間私下裏進行交易，借貸手續總體簡單且不規範，存在很大風險。
服務中心成立以來，通過規範推進信保、抵(質)押擔保等多種類型借款形式，促進民間借貸過程規範有序，民間借貸備案信息逐步豐富完善。越來越多的民間借貸不再只是簡單地出具一張借條，借貸雙方在交易時往往手續齊全，通過融資信息服務企業，將借款協議或借條格式化。不僅借款金額、期限、利率等有明確約定，而且對違約責任甚至引發訴訟所需的程序都做了詳盡約定。服務中心有效實現了對民間借貸規模的實時動態監測，及時防範借貸風險。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溫州市民間借貸累計備案達44515筆，總金額474.01億元，備案率達59.25%。成立5年間，僅服務中心就成功識別和制止了60多起虛假借貸事件的發生，其中有假的房產證、機動車登記證、身份證、結婚證等，提高了交易質量。
“應加強對公衆的宣傳，例如讓公衆明白高利貸的利率限制、法律規定等，做到防患於未然。”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金雪軍建議，那些民間的合法貸款，若發生違約，要有依法調解、訴訟的合法手段，嚴禁限制人身自由或採取其他方式騙取、逼迫借款人償還；對於不合法手段，在管理範圍內應加大規制和打擊力度，保護好公民的個人權益；對違法經營、判定無效以及涉嫌詐騙的，應在審理過程中移送公安機關。
服務有資金需求的中小微企業，正規金融還應發揮更大作用。丁騁騁建議，應出臺更加便捷優惠的中小微企業貸款審查和放款機制，對信用機制要綜合考察、評定，制定更精準的貸款服務制度和措施，解決實體經濟面臨的資金困境。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蓋凱程認爲，發掘民間資本的積極效應，必須“開正門、走正道”，合理引導民間投資流量流向，制定適應民間借貸發展新特點的政策規定，充分發揮其補充金融市場需求空檔的優勢，爲經濟社會持續平穩運行服務。
延伸閱讀
規範民間借貸有幾招？
作爲放貸主體之一，小額貸款公司在民間借貸發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008年5月，銀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發佈《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同年7月，銀監會和央行批准浙江省成爲首個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省份，允許滿足一定資本條件的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小額貸款公司，爲中小企業和農民開闢了傳統銀行系統之外的融資渠道，並讓長期存在的民間借貸“陽光化”。
《指導意見》指出，小額貸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不吸收公衆存款、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按照市場化原則進行經營，貸款利率上限放開，但不得超過司法部門規定的上限，下限爲人民銀行公佈的貸款基準利率的0.9倍，具體浮動幅度按照市場原則自主確定。有關貸款期限和貸款償還條款等合同內容，均由借貸雙方在公平自願的原則下依法協商確定。
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後，2008年11月由央行起草的《放貸人條例》草案已提交國務院法制辦，該條例一旦通過，意味着銀行在信貸市場的壟斷地位被打破，符合條件的個人和企業經過批准也能從事放貸業務。央行在《2008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曾提出，應加快我國有關非吸收存款類放貸人的立法進程，適時推出《放貸人條例》，給民間借貸合法定位，引導其“陽光化”、規範化發展。然而，由於對諸多條款存在較大爭議，《放貸人條例》至今未能出臺。
法律規定方面，影響較大的還有2015年發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除利率方面24%、36%的設置外，《規定》指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訴時，應當提供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以及其他能夠證明借貸法律關係存在的證據。當事人持有的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沒有載明債權人，持有債權憑證的當事人提起民間借貸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被告對原告的債權人資格提出有事實依據的抗辯，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爲原告不具有債權人資格的，裁定駁回起訴。
在當前P2P網絡借貸平臺發展較快的背景下，爲促進網絡小額借貸資本市場良好運行，根據《規定》內容，如果借貸雙方通過P2P網貸平臺形成借貸關係，P2P網絡貸款平臺的提供者僅提供媒介服務，則其對民間借貸形成的債務不承擔擔保責任；如果P2P網貸平臺的提供者通過網頁、廣告或其他媒介明示或有其他證據證明其爲借貸提供擔保，根據出借人的請求，人民法院應當判決P2P網貸平臺的提供者承擔擔保責任。
(原題爲《民間借貸，正門咋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