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具體來說，就是當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後，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於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衝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後，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後，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於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衝擊。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衝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衝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上世紀 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衝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衝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上世紀 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出現增速放緩、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了國內外普遍關注的話題。認為中國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大都出自一種推論，即中國已經保持快速增長30多年，繼續保持更長時間快速增長世界上還沒有先例。但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最然中國是一個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但仍然有充足的條件延續中國奇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由如下：

經濟增長動力依然強勁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增速只有3%左右，發達經濟體則平均不到1%。我國經濟7%—8%的增速，即使在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中也是亮點。從2013年和今年上半年的經濟運行情況看，平穩、中高速仍然是經濟增長的基本面。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是，到2019年中國經濟可以保持7%上下的平均增速。

技術創新具有獨特優勢

我國僅用30多年就達到較高工業化水平，這與堅持不懈推動技術創新密切相關。我國高速鐵路、衛星通信、超導材料、激光、電力等行業的技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技術創新會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將有力支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擁有大量投資機會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區域、行業之間的發展不平衡與投資不平衡現象比較突出。一些地方和行業的投資比較充分，而另一些地方和行業仍有大量投資機會，如中西部地區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公共服務、民生、環保等領域。更為關鍵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必將激發新的發展活力，創造更大的發展和投資空間。

經濟發展乏力 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威脅加劇

對外部市場的嚴重依賴，尤其是對鐵礦石、石油等資源型產品及大豆等農產品出口的依賴，使巴西經濟備受國際行情波動的影響，當出口商品價格較高時，經濟發展較快，成為發達經濟體的追趕者，但當出口商品價格停滯不前時，就無法繼續實現追趕。這不僅僅是巴西，還包括俄羅斯和南非等金磚國家還包括其他新興經濟體。

體制缺陷方面，如巴西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家庭手裡，巴西從未有過全面的土地改革來為提高農民收入，巴西也並未以大眾消費為基礎來分配耕地，以建立起完善的土地市場、巴西公共管理水平也較為薄弱。此外，整體教育質量較差、人纔大量外流，也將巴西無形中推向了中等收入陷阱。

跌入貧苦陷阱 遭遇『天然資源詛咒』

19世紀下半葉的快速成長，使阿根廷到1910年已名列全球第十大經濟體，直到1930年還敢自誇『上帝是阿根廷人』。但阿根廷浪費了近半個世紀時間也沒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近10年反而有『完全發展成發展中國家』的趨勢。

阿根廷國土面積全球第八且資源豐富，但人口不到4200萬，密度約為每平方公裡14.4人，可謂地廣人稀，因此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將土地租給外國公司使用。同時，因天然資源太豐富了，人也就懶了。《經濟學人》的舉例易懂且傳神：『阿根廷從未試圖提昇其食品的附加值，直到今天其烹調仍以燒烤世界頂級牛肉為主。』。

生產率低下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無法自拔

菲律賓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無法自拔，主要是因為在過去三四十年時間裡，它沒有完成像日韓等國那樣的工業化過程，導致本國生產率長期得不到提高，失去了與其他國家的相對優勢：與低收入國家相比，菲律賓較高的工資水平使其在勞動力密集行業不具備成本優勢；與高收入國家相比，該國低下的生產率根本沒有實力與它們展開競爭。

菲律賓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曾試圖推動本國工業化，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取得突破。此外，菲律賓的產業結構優化昇級緩慢，其出口產品競爭力相對逐漸下降。菲律賓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優勢維持到1990年，此後這個優勢轉變為劣勢。而在資本密集型產品等高附加值行業中，該國更是不具備優勢。

經濟增速逐步放緩 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957年實現獨立後，馬來西亞便開始了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1970年，政府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將經濟增長動力從依賴初級產品部門轉向依靠制造業部門，並在上世紀90年代成功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然而，從1992年開始，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後，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速逐步放緩，經濟增速從1990-1997年的年均9.1%，下降到2000-2008年的5.5%。

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面臨著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由於是『小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給國內經濟造成了多次外部衝擊；二是亞洲金融危機後，經濟長期缺乏增長動力；三是隨著經濟總量的長期擴張，國內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四是經濟增長逐步停滯，難以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五是國內經濟和社會問題重重，實施改革的難度逐步加大。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厲以寧表示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兩個理由是最明顯的：第一，因為中國的改革始終沒有停止，在繼續加快改革。第二，中國在加快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在加快。所以中國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科協副主席陳章良

把握科技創新新常態 防中等收入陷阱

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應緊緊抓住科技創新。我國的科研人員總共有360萬人，可能是世界上擁有科研人員最多的國家。如何在這麼大的科研群體上培養頂級人纔至關重要。大批優秀人纔在國外工作，今後除了培養我們自己的博士以外，還應該把在國外創業的人纔『連鍋端』地請進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慶

轉型不夠快或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學家有很多不靠譜的預測，現在又有人預測中國會怎麼樣，我們不要被衝昏頭腦。關於怎麼樣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們要在政策上做相當多的調整，要少一點自己的特色，要多一點向別人學習，破除這個的可能性就會大一點。

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

斯賓塞：中國不會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邏輯是絕大部分經濟體早期發展速度比較快，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就變慢了，因為還保持原來的發展模式。但斯賓塞表示，中國很明顯不會重蹈這個覆轍，因為中國致力於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市場機制發揮作用。

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常態』階段，如果能較好地改善和解決各種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矛盾，中國便有可能在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同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