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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把脈國家資產負債表
隨着經濟全球化逐步深入以及經濟活動日趨金融化,債務危機已經成爲全球經濟危機的基本要素。歐洲深陷國際債務危機尚不得解,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分析架構變得尤其重要。
國家資產負債表的主要功能,就是用精心設計的理論框架、一系列定義清晰的概念和一整套處理數據的科學方法,表列整個國家的“家底”。
在尚未有官方編制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帶領一個團隊,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對中國主權資產負債表進行了試編。按寬口徑匡算,2010年中國主權資產淨值接近70萬億。按窄口徑匡算,同年中國主權資產淨值在20萬億左右。
針對國家資產負債表對高層決策的參照作用,李揚接受了《財經國家週刊》記者的專訪。李揚認爲,從發展趨向來看,中國各年主權資產淨額均爲正值且呈上升趨勢。在未來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可能性極低。但是,企業負債率高懸需要時刻警惕,包括養老金缺口在內的或有負債風險值得關注。
同時,他指出,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系統性風險,主要體現在企業債務與銀行貸款的關聯。企業一旦出問題,銀行肯定會跟着出問題,這與發達國家不一樣。
《財經國家週刊》:從治理國家的角度來講,國家資產負債表可以爲決策層提供一個怎樣的政策參考?
李揚:國家資產負債表其實就是一個國家總賬的概念。國家負債問題始終存在,這次危機爆發,使之更爲凸顯。比如現在的歐、美,其發生經濟危機的主要根源就在於負債率過高,且在較長時期內降不下來。如此等等的情況,通過分析他們的資產負債表可以一目瞭然。
我們用這個框架去分析日本,它所以發生“失去的二十年”,重要原因就在於國家負債太高,已經把自己逼到了牆角。同樣,美國採用量化寬鬆政策,主要也是因爲其政府債務過高且國會爲之設置了上限。所有這些,都可通過資產負債表的分析,得出清晰的結論。所以說,資產負債表主要是爲國家和國際戰略提供一個適當的分析工具。
根據這個架構放眼分析當今世界,在未來五至十年的期限內,中國的資產負債表最爲健康,這是批駁國外做空言論的最好數據。當然,我們也看到,總體狀況不錯並不能掩蓋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換言之,分析我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要看總量,更要看結構。
目前編制的國家資產負債表還比較初步。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還要進一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並對若干關鍵指標進行更深入、全面的分析說明。比如負債高的問題,負債高說明效率高但可能風險也高。目前,我們強調的是風險高,這並不全面。今後,我們要對高負債進行更深入分析,不僅說明利弊,更要分析利弊轉換的條件。另外,一些錯配問題,包括期限錯配、貨幣錯配、資本結構錯配以及清償力缺失等等,也還須進一步全面分析。
《財經國家週刊》:近些年,金融體系中的影子銀行發展得很快卻一直無法統計。國家資產負債表對這一塊數據的統計能夠提供怎樣的參考?
李揚:影子銀行可以通過資產負債表捕捉到它的一面,即,因影子銀行發展引發的負債看得清楚,這對我們進一步加強監管提供了一個非常堅實的參考。但是,由之產生的資產卻分辨不清。這對我們的未來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
影子銀行是個非常大的問題。從流量上看,它對中國金融體系有非常大的影響。不要簡單認爲影子銀行繞過了監管,這樣的判斷不符合實際。我們認爲,影子銀行是代表金融創新的動力,同時也是監管的重點。對它的分析必須堅持兩點論。
貨幣是幹嘛的?首先是交易媒介。但是如果不用貨幣,基於現代的科技也可以實現交易。就像當前的第三方支付,不需要貨幣本身,大量的交易就完成了,這個交易成本很低,通過結算機制就可以滿足。這就是影子銀行。判斷現行金融體系的發展狀況是代表未來還是落後,最主要依據其是否與科技發展方向相互一致。
2011年,影子銀行貸款規模大致是9萬億,已經超過信貸的投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難以精確進行信貸調控。因此,要加強宏觀調控,我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心中有數”。資產負債表分析,可對此提供極好的手段。
以前的一些決策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現在的“十二五”規劃和國家領導層都在強調頂層設計。我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來製作國家資產負債表,就是爲了能看到經濟的全景,爲頂層設計提供可靠根據。
《財經國家週刊》:目前,中國的經濟已經出現了一些風險,這些風險到底能不能通過這個表真實地顯示出來?
李揚: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是企業債務與銀行貸款高度關聯的系統性風險。企業一旦出問題,銀行肯定也會跟着出問題,這個狀況,跟發達國家還不一樣。
我們的表已經證實,地方政府如果出現問題,國家肯定是要兜底的。現在的問題是風險鏈條出現了問題。
資產負債表可以清晰地表明,從實體經濟到金融系統,風險真正有多少,以提醒當局注意。以美國爲例,其實,他的企業基本沒有問題,問題主要體現在居民和政府身上,從而連帶金融企業出現問題。同樣,德國企業也沒有問題,企業的健康正是經濟恢復的動力和基礎所在。
但是,我們的很多企業並不健康,這從資產負債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來,企業負債率佔GDP比重太高了。2000年至今,企業資產負債率(企業負債/企業資產)大致保持在57%—58%的水平。
儘管在國際比較上,中國企業負債率並非最高,但是2010年,企業部門債務佔GDP比重已逾100%,超過了OECD國家90%的閾值,值得高度警惕。在銀行主導、信貸資產構成我國金融資產主體的金融背景下,這種狀況蘊含着較大的系統性風險。
《財經國家週刊》:現在一些企業已經開始出售手裏的金融資產,這是出於一種怎樣的考慮?
李揚:地方政府出售資產是挺好的。就是在總的架構裏面,進行結構調整。這說明:一在總體上來看,地方政府基本健康;二是資產結構上嚴重扭曲,負債太多、資產太少;三是證明多數地方政府自身可以平衡,只通過資產負債在各部門間進行轉移。
2004年開始的國有銀行改革,就是資產在各部門中進行資產轉移的一個適例。當時,國有銀行不良貸款規模已經使銀行瀕臨破產的境地,國務院通過外匯資產的置換就解決了問題。換言之,那時,我國的資產負債表總體上沒有問題,只是其中的一些部門,主要是金融機構存在問題。進一步看,如果問題僅僅是結構性的,則使用結構性調整手段便可解決。用外匯資產解決我國金融機構再資本化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資產負債表結構調整。當然,做這種事情需要有政治決心。
反觀歐洲、美國政府,其債務大都沒有相應的資產,也沒有其他部門的資產來進行填補,於是只能向國外求助。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賣資產,說明他們還有可變現的東西,這意味着未來中國還會有比較好的增長勢頭。當然,結構不平衡之中,也蘊含着巨大風險。
《財經國家週刊》:政府的資產和負債都很高,這是中國資產負債表的特色。從效率來講,政府擁有這個資產的效率高一些還是民間擁有並運用這個資產的效率高一些?
李揚:這個問題需要小心回答,而且要根據具體的對象,根據發展階段,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沒有統一的答案。總體來說,我國政府擁有大量資產,其效率並不低,尤其是在着力於“趕超”的高增長的條件下,政府擁有大量資產,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好處。然而,這個結論根據條件變化是變化着的。在正常情況下,利用市場機制,有民間資本擁有資產,其效率更高些。大致可以這麼說,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一個前沿,前面沒有成功經驗可借鑑。再往前走,政府的效率可能就沒那麼高,應當更多地發揮企業和市場的作用。
現在,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位列第二,未來往哪走,美國人不清楚,中國人也不清楚,這就需要探討。我以爲,面對不清楚的未來,讓市場去做更多的探討,讓市場去承擔更多風險,同時也讓它們分享更多收益,是適當的。也就是說,所有的模式和道路都是相對真理,都是此時此地此階段是對的,失卻這些條件,真理就變成謬誤。
有學者擔心我們的結論會被誤讀。有人可能斷章取義,說是現在搞得好,今後就要繼續這樣下去。這並非我們的本意。同時,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狀況的存在,確實也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將在這個研究基礎上,再做更細緻的分析。如此,我們的有關國家資產負債表分析,就有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
國家在轉型,世界在變化,未來十年至關重要。在此嚴峻挑戰下,我們制定長期發展戰略,需要國家資產負債表這個分析框架。(記者翁海華王麗娟)